《古蘭經》reference_book_ids\":[7188245041565928485]}],\"7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71,\"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50,\"start_container_index\":71,\"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45},\"quote_content\":\"《理想國》reference_book_ids\":[7124986336406146062,7137227068948876295,7007741213537209352]}]},\"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在鍾愛波斯文化的王室貴族的推動下，政治上的伊朗重生了。事實上，自9世紀開始，一場藝術與文學的深層運動就已經初見端倪。而對隨後幾個世紀造成重大影響的那些文化運動的形式和主題都從何而來？其推動者又是誰？
答案有很多，藝術的、科學的或是意識形態的，而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與公元前2世紀被羅馬征服的希臘所發生的情況近似[1]。然而，盡管伊斯蘭世界可說是被戰敗者的文化輸入所撼動，但伊朗詩人和文人的確是在自己祖輩的土地上展現出了他們最高的造詣。在使用入侵者語言的同時，這些詩人和文人也反過來將波斯語言變作入侵者的另一種文化語言，顛覆了入侵者在政治上的確定性。這就是我們對這段曆史時期的研究所得出的悖論。這段“伊朗複興”是在所謂“災難性的”兩個世紀的文化中斷之後出現的。這兩個世紀本可能使一切都化為烏有，但一場“文藝複興”改寫了宿命，並為另一場複興鋪平了道路，那就是政治複興——幾個世紀後，薩法爾王朝重建帝國的複興。
然而這是伊朗文藝的“複興”還是“誕生”？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參考吉爾伯特·拉紮德[2]中肯、精準的分析：“波斯文學的出現通常被認定為在阿拉伯文化獨大、伊朗文化隱沒的兩個多世紀後，伊朗文化複興的最明顯的標誌。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這不是文藝複興，而是一種全新文化的誕生，這種文化是伊斯蘭的，且與舊日的伊朗毫無關聯。那麼是複興還是誕生？延續還是中斷？今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二選一的問題實在太簡單了。盡管國家被征服使他們的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伊朗人卻沒有因此墮入三個世紀的野蠻或是沉默中。恰恰相反，他們極其活躍地運用阿拉伯語展示著他們的文化，將這古老文化的一大部分注入其中。與此同時，這一古老文化的某些特質以口頭文學這一最卑賤的形式流傳下來。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中，達利語文學得以發展，這種文學形式很可能受到了阿拉伯文體範例的啟發，但同時也從本地文學傳統中汲取了養料。我們須得從阿拉伯文學與伊朗口頭文學這兩種源頭中尋找波斯詩歌形式和詞語的由來。”
如果他所提到的阿拉伯文學較為淺顯易懂，“達利語文學”則可能相對深奧。根據語言學家的解釋，達利語就是我們所說的波斯語，它接替了薩珊王朝統治下使用的中古波斯語。這一語言最初是薩珊帝國都城泰西封（可能還有伊朗其他部分地區）日常交流時使用的口語[3]，與之不同，中古波斯語則在王朝建立之初就被定為官方語言，並僅以書麵形式在行政公文和莊重的場合中使用。一種不斷演化，另一種則固定不變，但它們“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兩種語言，甚至不是兩種不同的方言，而是同一語言的兩種語體[4]”。
中世紀時，達利語在開始的一段時間裏是薩曼王朝、加茲尼王朝和帖木兒王朝宮廷以及撒馬爾罕和赫拉特的語言，也就是舊帝國東部地區使用的語言[5]。隨後，當阿拔斯哈裏發國入侵更為東方的河中地區和今天的阿富汗時，達利語被征服者（多數為伊斯蘭化的伊朗人）輸入。這種比起阿拉伯語更為伊朗人所熟知的群眾語言就這樣成為東部被征服地區的語言，這一過程甚至早於達利語成為整個伊朗的通用口語。伊朗的貴族和德赫幹（自薩珊王朝開始介於貴族與農民之間的一個中間階層）因遠離巴格達而對阿拉伯語言文化十分陌生，在為他們撰寫頌詞時，達利語因為比阿拉伯語更為通俗易懂，從一開始便成為詩人們（著名的安息吟遊詩人[6]的後繼者）的首選，並迅速成為一個“複興”或“初生”伊朗前途無量的文學用語言，以及一種高貴詩歌的原料。“經過最初的試驗階段，這種詩歌的潛心創作不再是出於一種必要，而更多的是出於喜愛，就連最優雅精致、阿拉伯語最為核心的宮廷也被它所滲透。[7]”
鑒於語言是一個國家身份認同和獨立的其中一個關鍵標準，達利語，這一通過文化和地理位置體現出的選擇對於理解整個伊朗隨後的政局演變至關重要。
如果說以其絢爛多彩的文學——特別是詩歌——著稱的薩珊帝國的高雅文明，讓伊朗人在記憶中保存著對舊日的懷念[8]，那麼波斯學者、詩人、思想家輩出的8世紀與前個世紀相比也毫不遜色。在入侵者的語言成為官方語言後，波斯知識分子在使用它的過程中不斷充實豐富阿拉伯文學。當749年阿拔斯王朝推翻倭馬亞王朝時，因阿拔斯軍隊中有眾多來自呼羅珊的士兵，一扇朝向達利語文化和“波斯人更廣泛地參與伊斯蘭國家事務”的大門就此打開。隨後相繼興起的大小王朝使哈裏發國的中央集權難以為繼，也助推了這一變化。其中，薩法爾王朝是“伊朗複興的正式揭幕者[9]”。接著是薩曼王朝，在不摒棄作為中央權力和經濟工具的口頭與書麵阿拉伯語的同時，他們鼓勵在布哈拉和撒馬爾罕的宮廷中使用達利語進行包括史詩、教學、敘述、抒情、諷刺、哲學在內的所有創作。在這方麵，當薩曼王朝的將帥和大臣請求伊斯梅爾一世對巴格達采取軍事行動並推翻阿拔斯王朝時，伊斯梅爾一世的回答對當時的兩難局麵做了完美的總結：“我們的當務之急必須是波斯語和我們祖先文化的複興，王國領地的擴張將隨後進行。[10]”薩曼王朝的選擇與白益王朝不謀而合，這打破了複興運動至彼時仍局限於舊帝國東部地區的狀況。白益王朝使其先後的幾個都城——雷伊、伊斯法罕和設拉子都成為伊朗文化的集散地。正如尤利烏斯·馮·莫爾寫道：“所有的宮廷滿是波斯詩人，王公貴族傾盡全力鼓勵這一文學運動；他們或是被一種不由自主的本能驅使，追求民族精神的展現，或者他們提供的文化庇護隻是一種政治考量。[11]”
這一伊斯蘭化伊朗人的深層抵抗運動被阿拉伯史學家稱為舒烏比耶（其中“舒烏比”意指“民族”）。它孕育了一種同時源於兩方文化的伊朗表達，催動了原生或雜交的詩歌體裁和題材的蓬勃生長。
我們知道，伊朗前伊斯蘭的詩體建立在重音上，且不押韻腳。而阿拉伯詩體則恰恰相反，建立在由長短音節相間構成的韻律係統上，就像古拉丁文詩，且會押韻腳。這第二種形式從9世紀開始被波斯詩體采用。然而，其模仿僅止於此，伊朗詩文的類型很可能全部從“傳統伊朗韻律模式”，即前伊斯蘭韻律模式繼承而來。正如埃米爾·本維尼斯特[12]所說：“波斯人在詩歌技巧方麵的創新表現在，他們將音節係統套用在阿拉伯的韻律之上。這一組合最古老、最完善的典範是史詩近律[13]，從中產生了現代波斯的高貴詩歌。”如此才有了雙行詩（每兩行變換一次韻腳的敘述長詩）和四行詩[14]（由兩組雙行詩組成的四行連句），這些在波斯語中廣為流傳卻在阿拉伯語中不為人知的詩體。
雙行詩主要涵蓋英雄事跡、浪漫愛情、教育訓導三類敘事詩。我們可以說，這種伊朗獨有的詩體是在前伊斯蘭伊朗與伊斯蘭伊朗之間承上啟下的過渡，說明了二者之間的連續性。
描述英雄事跡的史詩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並至今廣受歡迎，因為它承載著一個拒絕忘記其昔日榮耀，甚至力求重新與之建立聯係的國家的曆史與民族價值觀。彙集伊朗民族輝煌事跡並編纂成書的想法早已存在。自6世紀起，薩珊國王霍斯勞一世曾命人搜集各省流傳的有關古代國王的民間故事和稀有傳說。這一最早的文集混雜了《阿維斯陀》中早有記述的古老印伊神話、亞曆山大和薩珊王朝的征戰傳奇。被收入皇家圖書館後，又在7世紀薩珊王朝末代沙王伊嗣俟三世統治下被德瓦什提奇——一位出身顯貴、學識淵博的“德赫幹”重新調出，命人搜集資料，使其充實完善。如此以巴列維語完成的這一彙編以散文形式追溯了從創世神話傳說到“勝利者”霍斯勞的伊朗曆史，並以《列王紀》命名。甚至在阿拉伯征服時期，這部恢宏的著作也沒有被人遺忘。它被呈送到哈裏發歐麥爾手中，後者命人將其中幾部分譯成阿拉伯語，但在發現一些段落含有對火的崇拜等“大逆不道”的內容後便停止了翻譯工程。薩法爾王朝的開國國君葉爾孤白找到了這一被遺棄的著作，命人繼續翻譯，並增補了“勝利者”霍斯勞之後發生的故事。薩曼王朝取代薩法爾王朝掌權為這一史詩文集注入了新的活力。“薩曼王朝的阿布·薩利赫·曼蘇爾手下的維齊爾巴爾阿米指定詩人達恢恢負責將德瓦什提奇作品的譯文撰寫成詩句。[15]”不過，這個年輕人（935—977年）在作出了一千多行詩句後被他的一名年輕家奴殺害。從此以後，詩文便超越散文成為最受青睞的文體，因為它不僅能夠展現作者的才情，其翻案詩句的形式還能幫助讀者更好地記住內容。
隨後到來的是大詩人菲爾多西（940—1020年）。他生於呼羅珊省的圖斯[16]附近，三十六歲時毛遂自薦重新編纂達恢恢遺留下的這部數世紀以前開始的作品。他並不滿足於收錄之前完成的文稿，也在其他史書文獻或巴列維語的神話典籍中攫取補充的故事。這些資料很多都是從阿拉伯的入侵中幸存下來並隨後被翻譯成阿拉伯語的書籍。他身邊聚集著一群反阿拉伯的伊朗人，其中很多是瑣羅亞斯德教徒，也有少數摩尼教徒，他自己本身則是遜尼派穆斯林。在這群人的鼓勵下，他在“三十多年中”苦心孤詣，完成了《列王紀》一書。他編纂的這部著作以創世和文明的起源為開端，介紹了最初的人類、國王和不同的民族。書中接著講述了古代伊朗人與圖蘭人（意指北方遊牧民族）之間的衝突，描繪了伊朗傳奇人物的戰鬥情節，隨後是對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簡短敘述，以及對亞曆山大大帝的征戰富有浪漫色彩的演義。在對安息幾位國王極其簡略的介紹後，他餘下三分之一的筆墨都用在了歌頌薩珊王朝上。然而，《列王紀》並不僅限於兼有神話傳說和曆史的宏觀縱覽，作為一部取材豐富的作品，其中不乏名副其實的愛情敘事詩——紮爾與魯達貝、畢占與曼尼潔、霍斯勞與席琳……這些故事中烘托女性柔美的私密細節，鑒於宗教審查[17]，19世紀以前在波斯文學中都極為罕見。《列王紀》還收錄了眾多英雄史詩，熱情讚頌了伊朗的愛國主義情懷[18]，如魯斯塔姆的長篇敘事詩，其中魯斯塔姆“是赫拉克勒斯與阿喀琉斯的伊朗混合體，以其慷慨大度和雷霆怒火著名[19]”，他也是抵抗圖蘭突厥人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