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六萬組雙行中，帶有十一個音節的詩句以相似的節奏合轍押韻，伊朗的曆史就這樣漸次展開，在神話、英雄人物、道德和政治訓誡之間交替呈現，行文風格富於誇張、比喻和時間縮略。我們可以讀到，例如，當魯斯塔姆光芒四射地出場，準備戰鬥時：
一個騎士出現了，他的祖先是薩姆，
他的父親達斯坦給他取名魯斯塔姆。
他如一條狂怒的鱷魚般到來；
人們說他的喘息炙烤著泥土[20]。
這部鴻篇巨製的成功甚至超出了詩人的意料。作品中“伊朗”和“祖國”作為關鍵詞被重複強調。它成為伊朗反抗哈裏發國，從占領者手中爭取解放而呐喊的最強音。作為“伊朗性”的呼喚者，它在記錄伊朗人的曆史和記憶的同時，也如但丁之於意大利語一樣記錄了伊朗人的語言和他們詩歌的形式。最後，這部作品以其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成為包括詩人、油畫家、細密畫家等在內的藝術家們連續幾個世紀取之不盡的題材寶藏。為什麼16至17世紀薩非王朝的各位沙王，諸如塔赫瑪斯普或阿拔斯一世之流，都曾竭力想在書中擁有屬於自己的篇章？為什麼伊朗人民主動要求說書人再現他們的英雄魯斯塔姆、蘇赫拉布、夏沃什、伊拉吉、巴赫拉姆的生活？為什麼他們連咖啡廳的牆壁都用這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裝點？為什麼軍事體能學校直至今日仍用它的韻律進行體操訓練？為什麼？因為《列王紀》首先是祈求伊朗長盛不衰的“國家之歌”。今天不少伊朗人仍會不失時機地引述《列王紀》中的句段。
與這種英雄史詩十分近似的敘事長詩也得到了發展，其代表作家內紮米（1141—1209年）主要生活在高加索的占賈，即今天的阿塞拜疆共和國。在他種類繁雜的眾多作品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有講述霍斯勞二世與基督教公主之間愛情故事的《霍斯勞與席琳》及頌揚亞曆山大赫赫戰功和非凡智慧的《亞曆山大書》。
伊朗史詩創作的另一位大師，內沙布爾的阿塔爾（1145—1220年）是伊朗蘇非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富有神秘主義色彩的作品在伊朗詩歌重生的潮流中是不可忽略的。他那令人難忘的《百鳥朝鳳》中記述了一群鳥從七座山穀啟程尋找它們推選的鳥王西摩格的旅程，它們之中僅三十隻在經曆了艱難險阻後存活下來，鳥王對它們說：
“我是鳥王的精純真身，
現在你們要在優雅與喜悅中，
將自己完全滅除在我體內，
如此你們將在我中存在。”
於是它們便永遠地滅除了自己，
而陰影也最終消失在太陽中！[21]
另一種在阿拉伯詩歌中不知名卻在伊朗土地上大放異彩的詩體就是四行詩。其發明被歸於魯達基（858—941年）。但這一形式最具代表性的作者是歐瑪爾·海亞姆（1048—1131年），他可與西方的達·芬奇相提並論。海亞姆的《魯拜集》類似於抒情詩體，與史詩相比顯得更加質樸平實。對某些人來說，因為海亞姆從屬於蘇非派，《魯拜集》便散發著神秘主義氣息，而在另一些人看來，這些詩作則具有哲學懷疑論的特征。作品崇尚飲酒之樂——在伊斯蘭國家可謂放肆大膽——同時對人的境遇投去晦暗的目光，凝練之語言更令其直搗人心，自1859年愛德華·菲茨傑拉德首次翻譯（盡管不盡如人意）之後便在西方家喻戶曉。海亞姆的詩歌以其幻滅的絕望、對不確定的彼岸的呼喚和自由放蕩的風格主義影響了一批後浪漫主義詩人。他關於人的境遇所作的四行詩有如下一篇：
你可以窺探包圍著你的夜，
你可以衝入這漆黑中……你將有去無歸。
亞當與夏娃，你們的初吻該是何等可怖，
否則怎麼會把我們造得這般絕望無助！[22]
除雙行詩和四行詩以外，另有其他伊斯蘭化以前的阿拉伯詩歌體裁深受波斯詩人的青睞。其中包括蓋綏達。這種頌詩不分詩節，采用同一韻腳和格律，每首詩不少於七行。生於河中地區撒馬爾罕的魯達基可稱得上“波斯文學之父”，以他簡潔的表達將蓋綏達演繹到登峰造極的水平。作為薩曼王朝納斯爾二世的布哈拉宮廷的禦用詩人，他在描寫王公的讚美詩和愛情抒情詩中展示出過人的天賦，創造出一種名為“呼羅珊體”的詩體，並為溫蘇裏（卒於1039年）、法魯基（1000—1037年）、曼努切裏（卒於1040年）等其他偉大宮廷頌詩詩人指引了方向。
嘎紮勒也是一種自10世紀，尤其是12世紀以來廣受伊朗詩人鍾愛的詩體。這一類專門用於表達愛情的抒情詩體中逐漸發展出一種神秘主義色彩，戀情被賦予了向神性升華的寓意。愛被同時表達為痛苦的折磨與淨化靈魂最初的道路。內沙布爾的阿塔爾作為伊朗蘇非派的代表人物，不僅在神秘主義史詩的創作上大放異彩，也將嘎紮勒體詩推上了藝術的頂峰：
阿塔爾的心不再屬於今生或來世：
隻因我墮入了愛情的癡狂[23]。
嘎紮勒的主題思想類似於法國從瑪格麗特·德·納瓦爾（1492—1549年）到七星詩社，以及歐洲19世紀詩人所作的愛情敘事詩和情詩。
上述詩人——同我們沒能細述的眾多詩人——為伊朗日後偉大詩人的出現鋪平了道路，他們之中包括魯米（1207—1273年）、薩迪（約1208—1292年）和哈菲茲（1327—1390年）。這些詩人的陵墓正像他們光輝的前輩一樣至今受到眾人的瞻仰和祭拜。
然而，詩歌並非“複興的”伊朗唯一的傑出領域。伊朗人也在數學、醫學、哲學領域內照亮了他們的時代。自8世紀起，花剌子米（約780年生於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850年卒於巴格達）就對世界科學的進步產生了巨大影響。正如當時的西方人均使用拉丁文一樣，鑒於當時這裏用以交流科學的語言為阿拉伯語，他的所有著作均以這一交流語言編寫。他的《印度數字算數》促進了阿拉伯數字的推廣，使它在中東和歐洲廣泛傳播；他的《代數學》是代數的起源[24]。他本人的名字也從此廣為人知，因為今天他的名字還出現在“算法”一詞中。就連天文學也留下了他天才的印記：他於830年在印度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出版的《信德及印度天文表》引領了穆斯林天文學領域的進步。
這樣的天才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將創作四行詩當個消遣的歐瑪爾·海亞姆同時也是一名偉大的數學家，在他1070年於撒馬爾罕完成的著作《代數問題的論證》中，他集中探討了方程組。接著他又於1077年在伊斯法罕編寫了《辯明歐幾裏得幾何公理中的難點》，其中他從一個兩個底角均為直角且兩條側邊等長的四邊形出發處理平行問題，他的這一研究將在17世紀由意大利的喬瓦尼·吉羅拉莫·薩凱裏繼續推進。他最引人矚目的成就是對波斯曆法的改革，他根據對一年長度的獨特計算，引入了閏年。
在醫學這一經常與哲學聯係在一起的領域，有兩位學者對波斯的覺醒做出了傑出貢獻。其中一位名叫拉齊（864—924年），原係煉金術士，後致力於醫學，在成功分離出硫酸和乙醇後將其運用於醫療實踐中。他也是製定診斷和治療規程的先驅之一，這些方法在他的著作《醫學集成》和《藥物學》中有很詳細的介紹。
與菲爾多西同時代的阿維森納——阿布·阿裏·侯賽因·本·阿卜杜拉·本·哈桑·本·阿裏·本·西拿（980—1037年）憑借他的研究，成為伊朗醫學和哲學領域的另一個標誌性人物。他在東方被譽為“學者王子”以及繼亞裏士多德（前384—前322年）與法拉比（約870—950年）[25]之後的“第三導師”。他的思想直到16世紀一直統治東西方學術界，此後他的一些醫學觀點被阿威羅伊等人超越，但他提出的哲學問題卻始終保持著強大的影響力[26]。阿維森納兒時就顯示出天才的特質，十歲能背誦《古蘭經》，還很快掌握了神學和伊斯蘭法學的基本要旨，精通算術、數學、幾何、邏輯、天文學和形而上學。他師從著名的阿布·曼蘇爾·哈桑·本·努赫·加馬裏，學習了醫學，並在這一領域獨占鼇頭。他對哲學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通過法拉比的論著，他開始接觸柏拉圖的思想。這個全才在十七歲時應召進宮為薩曼王朝第九任埃米爾努赫二世治病，後者的慢性鉛中毒被阿維森納診斷出來。這令他聲名鵲起。作為一部分世界知識棲息之所的布哈拉圖書館的大門從此為他打開。他最早的著作便始於這一時期。但他因被指控引發這一珍貴圖書館的火災，被迫於二十二歲時逃離布哈拉，隨後又前往古爾幹德、圖斯、內沙布爾、阿斯塔拉巴德、雷伊、伊斯法罕和哈馬丹。那是一個所有伊朗化的宮廷都努力網羅天下英才的時代，他也廣受這些宮廷的盛情邀請。作為一名伊斯瑪儀派信徒，阿維森納對嚴守清規戒律的穆斯林敬而遠之。事實上，如18世紀的伏爾泰一般，他與十三名學者保持著通信關係。阿維森納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同時也十分關注時事政治，並曾接受過哈馬丹大維齊爾職位的任命，盡管他在這一仕途上走得並不順利。
今天他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這部主要但非全部以阿拉伯語撰寫，超越了時代與地域的《治療論》[27]。書中，他對人體解剖（有人認為他是第一個在夜間秘密解剖屍體的人）、血液循環、愛情、心理學、藥理學、家政學、煉金術都進行了深入闡釋。毫無疑問，這一共計十八卷的巨著對歐洲中世紀學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阿維森納對後世最為重要的遺產，也是對數個世紀的醫學留下深刻烙印的是著作《醫典》，他從定居阿斯塔拉巴德直至去世，一直專注於編纂這部卷帙浩繁的百科全書。《醫典》的五大卷將世界範圍內已知的所有疾病及其治療方法悉數講解，震驚了東方醫學學術和實踐領域，並很快以其質量之高和所涉領域之廣征服了西方。博學多才的阿維森納還揭示了基礎性的發現：老鼠病菌對人類的傳播、眼部的解剖結構、眾多皮膚病和腦膜炎的症狀、糖尿病與肥胖之間的關係、中風與高血壓之間的關係、水汙染與傳染病之間的關係。他尤其關注一些禁忌問題，如避孕方法和陽痿。他對世界懷有無限好奇心。他還探尋出脈搏在診斷中扮演的角色，發明了一般臨床檢查時手指在胸腔和腹腔叩診的方法，將病患的精神狀態與其機體情況聯係在一起，領先了心理學家和心理分析師幾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