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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1772年生於達姆甘的這位新沙王，他麵前的任務十分艱巨。此時，阿迦的這位侄子和養子，二十五歲的巴巴汗已經在法爾斯、亞茲德和克爾曼擔任了四年的總督，並有了五個孩子[1]。收到阿迦·穆罕默德沙去世的消息，他自稱王位繼承人並急速離開設拉子趕往德黑蘭，米爾紮·穆罕默德汗·卡紮爾正在那裏維持秩序，以保證令眾人垂涎的王位不會旁落。
1797年7月28日登基後，他立刻命人在設拉子和德黑蘭以素丹·巴巴汗之名鑄幣，隨後他改號為法特赫·阿裏沙。他於1798年3月19日——納吾肉孜節兩天前——在都城以第二個名號[2]完成了加冕儀式，揭開了一段長達三十七年統治的序幕，一些人將其統治評價為帝國衰敗的開始[3]。在加冕儀式上，他讓易卜拉欣汗官複原職，重新擔任大維齊爾，並讓他主管行政和軍隊事務。
除了盯著伯父的殘忍暴行及其發動的戰爭，法特赫·阿裏沙對行使王權準備並不充分，他繼承的是一個隻有部分重建、政治強大但總體仍舊貧困、行政組織殘缺的國家。阿迦·穆罕默德沙這位專製君主生前將所有權力集於一身，並以獨裁的方式行事；但他沒來得及像阿拔斯沙在17世紀初所做的那樣，為他的新帝國建起一個行政架構。此外，他在高加索地區問題中體現出的強硬立場在帝國之內留下了深深的裂痕，並在當地人心中埋下了複仇的種子，驅使他們與鄰國沙俄結成了反伊朗聯盟。誠然，建立此聯盟的圖謀被暫時壓製，但絕非被徹底扼殺。
1798年，年輕的沙王開始了穩固其權力的第一場戰鬥，對手是在沙俄支持下參與了阿迦·穆罕默德沙謀殺案並意欲奪取王權的薩迪克汗·沙賈齊。沙王集結了七千人，而對方則有兩萬人之多，盡管在人數方麵占下風，法特赫·阿裏沙卻打擊了膽敢劫掠王室珠寶（其中包括那顆著名的“光之海”鑽石）並意圖占領都城的反叛者的進犯勢頭。他在第二次出擊中就收回了所有失竊的珠寶，其中包括國王的王冠。稍後，薩迪克汗·沙賈齊在1799年呼羅珊之戰中被生擒並押至德黑蘭，並依照沙王之命被餓死[4]。另有一些王位爭奪者也在做了一番嚐試後落得同樣下場[5]。
最沉重的打擊來自沙王的弟弟，二十一歲的侯賽因·戈利汗。作為法爾斯總督，他宣布獨立，並對反對他這一立場的設拉子三名權臣施以盲刑。在眾多卡紮爾將領的支持下，他獲得了法爾斯和克爾曼的總督頭銜。但貪婪的侯賽因·戈利汗變本加厲，要求將國土的一部分劃歸於他名下。對伊朗領土完整性來說幸運的是，他的母親於1798年8月出麵幹預，讓野心勃勃的兒子冷靜下來。為了對他的失望予以補償，王朝將富足的卡尚也交給他管轄[6]。
兄弟二人之間的敵意在三年後重燃。借助卡尚附近的一名有預言能力的托缽僧，侯賽因·戈利汗於1801年8月控製了伊斯法罕，下令鑄幣並以他的名義進行周五的禮拜。但法特赫·阿裏沙兵不血刃地將他趕出伊斯法罕，他被迫逃往洛雷斯坦，接著又在庫姆的法蒂瑪聖陵[7]找到了藏身之所。盡管在一位有影響力的宗教領袖的遊說下第二次得到寬恕，侯賽因·戈利汗還是被送到德黑蘭北部的一個村莊，隨後被施以盲刑，並於1803年他母親死後被秘密處死。在他之後又有多人被處決。其中，大維齊爾易卜拉欣汗在遭到貶黜後被施以盲刑且割掉舌頭，最終與其全家一同被處死[8]。這便是法特赫·阿裏沙，這位以其喜怒無常，甚至受害妄想知名的君主為使卡紮爾王朝在伊朗實現長久統治，讓異見者和競爭者付出的代價。
掌控了南方，沙王接下來就要鞏固在北方的統治了，特別是對呼羅珊，因為這一地區仍由阿夫沙爾王朝納迪爾沙的後代支配。盡管在1798年6月和1800年6月的兩次征討中，馬什哈德及其周邊地區被大肆洗劫破壞，兩次行動卻均以失敗告終。1802年5月的第三次征討帶來了相對喜人的成果：在擒獲了“薩達爾[9]”且馬什哈德最高宗教領袖轉投卡紮爾陣營後，納迪爾沙的孫子素丹·納迪爾·米爾紮被俘並於1803年3月在德黑蘭被處決。隨後阿夫沙爾家族的所有幸存者或被處死，或被施以盲刑，或被送到後宮[10]。憑借這些殘忍的舉動，法特赫·阿裏沙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威望，令他可以在反叛的行省任命自己的兒子執掌權力，以替代那些與王室分庭抗禮的地方權貴，同時他也派去忠實的卡紮爾精英輔佐他的兒子們理政，並努力將南北方都統一在他的大旗之下。每個新上任的領主雖然都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卻都有遵照德黑蘭樹立的榜樣建立統一行政和司法規程的義務。
隨著這一係列“勝利”，沙王的四個兒子以其行動推展一項擴張計劃。王儲兼阿塞拜疆總督阿拔斯·米爾紮親自帶隊進入高加索地區，並在此遭遇到地方可汗和隨後趕到的沙俄和奧斯曼人的抵抗。二王子主攻庫爾德斯坦和奧斯曼帝國控製下的伊拉克多個行省。三王子向南討伐波斯灣，四王子則率軍與阿富汗和土庫曼人作戰。在這位似乎恢複實力的“萬王之王”的統領下，伊朗的全麵覺醒不會讓鄰國和歐洲列強漠然置之——特別是在19世紀的西方世界，殖民主義的尚武精神盛行之時。如果說伊朗人對中東列強的政治角逐十分了解，那麼他們對基督教列強，特別是沙俄和英國的博弈卻可說知之寥寥。這一認知不清將令沙王陷入困境。
伊朗宮廷內曾掀起一波外交活動，但隨後於1713年彼得大帝的特使得到伊斯法罕政權的接見後中止。這一時期，沙俄於1800年將格魯吉亞吞並。英國方麵，因其在印度的利益見漲，他們將伊朗視為一座具有戰略意義的橋梁，於是成為最早與卡紮爾新國都接觸的訪客。1800年12月，約翰·馬爾科姆[11]上尉受他的朋友——孟加拉總督[12]理查德·韋爾斯利勳爵與極具影響力的東印度公司的委托來到德黑蘭。馬爾科姆的金發和高傲的姿態吸引了所有人好奇的目光，他一開場就提出了一項雙重聯盟：一麵共同對抗喀布爾總督紮曼沙王——因為紮曼一直以來支持呼羅珊的反叛可汗，這對法特赫·阿裏沙很有吸引力；一麵共同對抗法國人。上述兩個敵人都對英國的印度企圖造成威脅。伊朗沙王為馬爾科姆舉辦了堪比薩非王朝排場的奢華招待會並交換了闊綽的禮品，借機顯示其強盛的國力，英國一方的禮品是由東印度公司出資置辦的。盡管馬爾科姆很討沙王的歡心，伊朗宮廷的一些大臣卻對他保持警惕，他們懷疑這位大使已經被東印度公司收買，想要讓“波斯成為東印度公司的大客戶”，“而且，他也想找一個對抗紮曼沙王的擋箭牌，因為後者威脅到東印度公司的利益”[13]。隨後雙方的談判陷入僵局，直到1801年，生意至上的英國人提出，英國可以向其提供軍事援助，隻要伊朗出資[14]。
1804年是法特赫·阿裏沙統治中的關鍵一年。麵對沙俄與日俱增的野心，沙王自信與之對決的時機已經到來。憑借與英國人締結的聯盟，他命王儲阿拔斯·米爾紮率領六萬人馬作戰。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英國人臨陣退縮了，因為在英國看來他們（更確切地說是以馬爾科姆作為使節的東印度公司）與沙皇的利益高於與伊朗沙王的聯盟。但這場伊朗史學家筆下的“十年戰爭”已經打響了。
之後沙王發現他的預判錯了：沙俄很快占了上風，於1806年奪取了巴庫等一係列地區。法特赫·阿裏沙於是轉向拿破侖一世——後者在伊朗聲望很高，並向他發出結盟之邀[15]。當時拿破侖剛剛從一場埃及的遠征中凱旋，並於1804年12月2日加冕稱帝。正如愛德華·德裏奧指出的，拿破侖胸懷某種“東方夢”，或伊拉傑·阿米尼提出的“東方誘惑”，即沿著亞曆山大大帝的傳奇足跡前進。此外，看到英國和沙俄聯手對付他，還將奧地利和瑞典拉進他們的反法同盟，他必須做出回應，為此他決定出手遏製英、俄在高加索和印度的擴張計劃。與“波斯”（以及奧斯曼帝國）結成的聯盟在拿破侖看來顯然是對抗沙俄最有效的手段，與此同時這將為他打開通往印度的道路，而英國將通過其東印度公司——這匹“特洛伊木馬”，長期維護它在該地區的利益並對拿破侖的前進造成阻礙。
1807年5月4日，法國和伊朗之間簽署了一項協議，協議複述了雙方4月間在普魯士的芬肯施泰因城堡的協商內容。根據這十六條協議的規定，法國保證向伊朗提供為一致對抗沙俄和英國所需的武器和軍事、後勤支援；作為交換，伊朗要斷絕與大英帝國的一切政治和商業往來。於是，一項共同討伐英國印度殖民地的計劃初現雛形。
1807年5月10日，拿破侖新任命的全權公使加爾達納將軍被派往伊朗，以落實兩國之間的合作，包括讓法特赫·阿裏沙對《芬肯施泰因協議》批準生效，參與波斯軍隊的現代化改革，並對即將協同啟動的反英印度遠征進行相關籌備工作[16]。對加爾達納將軍的使命來說不幸的是，他1807年12月才到達德黑蘭，而在此之前，拿破侖已經改變了主意，因為他在弗裏德蘭戰役中打敗沙俄（1807年6月14日）後於7月7日和9日分別與沙皇亞曆山大一世和普魯士國王弗裏德裏希·威廉三世簽署了《提爾西特條約》。這兩項條約終結了從1806年在法國與英國、沙俄、瑞典、普魯士之間開始的第四次反法同盟戰爭。
如此，法特赫·阿裏沙意識到依靠旨在對抗英國與沙俄的同盟的希望已經破滅。盡管借助《芬肯施泰因協議》從法國方麵獲取的軍事培訓和武器裝備促進了軍隊的現代化，但這畢竟與拿破侖直接幹預沙俄進犯無法相比。於是，因對法國的不作為大失所望，沙王在朝中一些很有影響力的親英派的敦促下，於1809年2月同意在德黑蘭接見倫敦派遣的一位特使哈福德·瓊斯·布裏奇斯。1809年2月13日，在伊英會談的前一天，加爾達納將軍滿懷遺憾地離開了德黑蘭。他的使命以無可爭辯的失敗告終，卻也將伊朗展現在法國東方學家充滿好奇的目光下。這些人通過參與該使團的行程，充分利用了他們停留的一年時間，完善他們的東方語言，深入了解這一文化，並在返回法國後在他們一篇接一篇的遊記中加以詳細闡述。伊朗與法國之間的關係勉強維持到1810年，沙王與拿破侖之間的通信於這一年終止。兩國聯盟的失敗標誌著法國從此退出“大博弈[17]”，留下英國與沙俄的勢力在伊朗持續對峙。
法國讓伊朗的期待落空了，但哈福德·瓊斯·布裏奇斯帶給沙王一個強國的支持，特別是這使伊朗得以遠離英國在波斯灣進犯的威脅。在伊朗明確提出的軍事和經濟援助要求下，倫敦再次向德黑蘭派出了一位特別使節戈爾·烏斯利爵士，後者於1811年11月10日到達。他的使命是確定一項伊英條約，並促成沙俄與伊朗之間的停戰妥協。法特赫·阿裏沙覺得應為這一聯盟做出辯解，便在同一時期給拿破侖寄去一封信，信中他毫不掩飾地指出法國那麼多年始終沒對他的主動示好做出適當回應[18]。
於是，一項初步和約於1809年在伊朗和英國之間簽署，並於1812年修改後確定了最終版本[19]。根據這項於1814年正式定名的《德黑蘭協議》[20]，伊朗須準許英國穿過其國土，前往印度，並切斷與法國的一切政治關係；英國一方則保證如有某一歐洲國家企圖侵犯伊朗領土，將向伊朗提供所需的軍事和經濟援助。這一協議將在隨後的半個世紀間決定兩國關係，使英國商務湧入伊朗的同時也推動了它在印度的殖民發展。伊朗一方從中獲得的隻是一個變相的保護國身份，當然還有它急需的財源。
在此期間，戈爾·烏斯利爵士努力促成了《古利斯坦條約》的簽署，它標誌著伊朗與沙俄圍繞裏海周邊地區的長年衝突於1813年10月24日結束[21]。事實上，伊朗從沒在這一衝突中占過上風。而且，麵對皮特·科特利亞列夫斯基將軍率領的小部隊，阿拔斯·米爾紮以其三萬大軍分別於1812年10月31日在阿拉斯河上的阿斯蘭杜茲戰役和1813年阿塞拜疆的連科蘭戰役中兩次遭遇慘敗[22]。
根據這一協議第十一章的條款，伊朗在阿拉斯河北部的所有領土均由沙皇接管，其中包括：達吉斯坦、格魯吉亞、薩梅格列羅、巴庫汗國、希爾凡汗國、卡拉巴赫汗國、占賈汗國、舍基汗國等。此外，伊朗軍艦被禁止在裏海航行，而沙俄卻獲得在整個伊朗帝國境內經商的權利，以及對其王朝繼承權變相監控的權力，因為該協議中的一條規定，沙俄將承認並支持法特赫·阿裏沙的合法繼承人。這一協議將與日後於1828年2月21日簽署的《土庫曼恰伊條約》一同被伊朗人民視為他們有史以來最屈辱的條約之一。
除這些割地喪權的條件外，伊朗在伊俄衝突之後，麵對沙俄的脅迫和英國的進犯（雖不是那麼直接但依舊充滿帝國主義色彩）變得更加脆弱，且在政治和經濟方麵日益依賴西方。王儲阿拔斯·米爾紮及其幕僚想要總結這一時期的教訓，他們通過觀察得出確定無疑的論斷：伊朗在軍事方麵遠遠落後於他國，它僅能借助各個部族提供的兵力，組建一支訓練不足、裝備不良、指揮不利的軍隊。如果伊朗打算收複其已經嚴重縮水的領土的主權，它必須建立一支非部族的、中央的職業正規軍，並不惜一切代價完成現代化改造。因此，他們決定派遣數十名伊朗青年前往歐洲（主要是奧地利和英國）學校學習。而這些人回國時帶來的民主理想將對這個國家19世紀後半葉的局勢走向產生巨大影響。
於是，伊朗啟動了大規模現代化運動。阿拔斯·米爾紮是這一運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他期望借此讓伊朗成為一個現代國家。除按照歐洲模式重組軍隊外，他還主導開采阿塞拜疆的銅礦和鐵礦，為廣大民眾接種天花疫苗，進口梳理羊毛的現代機床，建立公有和私有土地的地籍管理，組建持續、定期的郵政服務，並打擊公職人員中的權錢交易。對此，他得到的是宗教人士和權貴的抗議，因為前者認為他的大部分舉措都大逆不道，而後者則被迫盡忠職守、清廉為官。這些得到實施的法規隨後被陸續廢止，接著又在1850年代由阿米爾·卡比爾[23]再次啟用並增補充實，在經曆了又一次失敗後，於20世紀禮薩沙掌權時期再次成為國家的優先任務。然而，伊朗因為這一時期沒能真正施行王儲的理念，而錯過了它曆史上的重要轉機。
法特赫·阿裏沙此時急切地想要在軍事領域找回他認為自己理應得到的榮光。盡管在沙俄戰線上失利，他對其他戰線上獲得勝利仍抱有希望。如此，法特赫·阿裏沙欣喜地看到哈桑·阿裏·米爾紮於1816年攻占了赫拉特，1819至1823年之間穆罕默德·阿裏·米爾紮和阿拔斯·米爾紮針對奧斯曼帝國在伊拉克取得了領土和外交上的進展，並就此使雙方簽訂了第一份《埃爾祖魯姆協議》，將伊朗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邊界確定了下來[24]。兩位王子還在東安納托利亞征服了一些地區，並派了幾個小部隊駐守於此，然而這些陣地因兄弟二人的不和以及變化莫測的國際環境而脆弱不堪，隻是曇花一現。
沙俄一方無論如何也不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伊朗，乃至於它堅持在裏海沿岸和中亞推行霸權以保持對伊朗的絕對優勢。而伊朗方麵則渴望複仇，並因烏理瑪和一部分朝臣的鼓動而更加群情激昂。1825年12月12日亞曆山大一世沙皇去世，伊朗人期待沙俄會因此出現政策轉變，德黑蘭的一位大毛拉賽義德·穆罕默德·塔巴塔巴伊抓住這一時機宣布對沙俄發起“聖戰”，以收複喪失的領土。法特赫·阿裏沙雖不情願，但無奈屈從。他毫無親自指揮作戰的欲望，於是不顧王儲身患重病，且厭惡來自教權方麵的壓力，堅持指定阿拔斯·米爾紮帶兵出征。
持續兩年的戰爭於1826年7月16日打響，當日阿拔斯·米爾紮率三萬五千人侵入阿塞拜疆的卡拉巴赫和塔雷什汗國。在短暫的勝利後，因為沙王拒絕為軍隊現代化改造再次撥款，伊朗人於9月間被八千裝備比他們精良的沙俄兵將擊退。雙方從1827年春重新開戰，沙俄於10月1日攻占了亞美尼亞的埃裏溫。很快，大不裏士也被攻陷，這使得沙王被迫求和，並於1828年2月2日匆忙簽署了《土庫曼恰伊條約》[25]。
這份被伊朗民眾視為“可恥”的條約承認了伊朗的戰敗，除了已經於1812年割讓的行省外，伊朗又失去了亞美尼亞東南部的埃裏溫汗國和納希切萬汗國。麵對沙俄踏平德黑蘭的威脅，伊朗被迫向其支付兩千萬盧布的戰爭賠款。沙俄成為這次衝突的最大贏家，亞美尼亞也因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指令成為沙俄帝國的一個行省，這個省將吸引眾多伊朗的亞美尼亞人來此定居，形成未來亞美尼亞共和國的前身。在沙王無力反抗的情況下，曾令伊朗與奧斯曼帝國持續三個世紀爭執不休的這片地區從此脫離了伊朗的控製。此外，為了支付沙皇責令的賦稅，這位以慳吝出名的法特赫·阿裏沙無奈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財寶，並強迫當時身體已十分虛弱的阿拔斯·米爾紮自行籌措剩餘的賠款。俄國人則趁機攫取了位於阿爾達比勒的薩非王朝的陵墓中儲藏的藝術品，今天它們被陳列在聖彼得堡博物館之中。
除此以外，沙皇還派出一支俄國使團駐守在德黑蘭。普希金的一位密友，會說波斯語的詩人和劇作家亞曆山大·格裏博也多夫[26]領導了這支使團。這個自滿的大使對待沙王就好像後者“隻是一個突厥斯坦的可汗一樣[27]”，因此，伊朗政權與沙俄使團之間的關係迅速緊張起來。一件牽涉使團的風化事件成為潛在敵意最終爆發的導火索，城中的毛拉和巴紮商人也都參與其中，在使團麵前掀起了一場暴動。哥薩克人朝人群開火，民眾持續三天瘋狂報複。格裏博也多夫使團幾乎所有成員均遭屠殺。對這一屠殺起因的解釋有俄國、伊朗和英國等不同版本[28]。但無論如何，不久之後，沙皇的一位使節——多爾戈魯科夫親王要求伊朗做出道歉和賠償。對法特赫·阿裏來說，絕不能冒再次挑起伊俄之戰的風險。而沙俄方麵，尼古拉一世這時因接連不斷的歐洲危機無暇顧及伊朗問題。雙方就此僅做了最低級別的處理：伊朗對聖彼得堡鄭重道歉，同時也將考慮懲辦主使者[29]。阿拔斯·米爾紮之子，年輕的霍斯勞—米爾紮王子率領一隊使團被派往莫斯科，作為保證伊朗誠信的人質。一個名叫米爾紮·塔吉汗·法拉哈尼的二十一二歲的青年作為伊朗使團秘書在出使的十一個月向在大不裏士的阿拔斯·米爾紮起草了一係列報告。他借機用心觀察周圍的事物，學習新鮮的禮儀慣例。多年以後，正是他以阿米爾·卡比爾（“總理大臣”）的名字，嚐試了對自己的國家進行改革。
1830年代初，伊朗貧困落後，國運衰微。年事已高的法特赫·阿裏沙日日躲在他位於德黑蘭的內賈雷斯坦夏季別墅[30]中，讓妻妾們圍繞左右，聊以自慰。幸而阿拔斯·米爾紮，這位公認具有傑出能力的王儲不顧自己疾病纏身，堅持守護國家利益。他的城市大不裏士成為一個交流的門戶，聚集著伺機攫取伊朗財富的沙俄和英國使團。另外，1830年夏，霍亂肆虐大不裏士，阿拔斯·米爾紮焦慮地發現其長子穆罕默德·米爾紮已被其家庭教師，陰暗的哈吉·米爾紮·阿加西所操控，後者斷言這場災難是上天降至人間，以懲罰那些崇尚西方、背叛伊斯蘭的人。
沙王不顧王儲日漸衰弱的病體，繼續將他派往亞茲德、克爾曼和呼羅珊最艱苦的戰線，以平息不斷興起的叛亂。1833年10月25日，阿拔斯·米爾紮心力交瘁，於馬什哈德溘然長逝。享年四十四歲。
法特赫·阿裏沙失去了他身邊唯一一位不僅有誌於讓伊朗重振雄風而且具備他所缺乏的優點的繼承人。法特赫·阿裏沙因缺乏判斷力而將飽受後世詬病。難道不是他，以其戰略上的隨意輕慢，使西方列強得以蠶食伊朗領土，並鞏固了其優勢地位，從而使國家失去了中期的政治和經濟獨立？對他統治失敗的這一篤定判斷，盡管正當，實為過度苛責，因其忽略了法特赫·阿裏沙，這個有著藝術情懷而不是尚武之心的君主在其他領域做出的成績，我們今天開始逐漸承認他對藝術、文學的關注和支持。他渴望將他的國家和自己本人以華麗甚至“複興”的形象展現在來訪者麵前。
事實上，在法特赫·阿裏沙的統治時期，德黑蘭周圍的山丘上都裝點著豪華的度假別墅，如沙王每到風和日麗的春季便將其宮廷和家眷一並遷入的卡紮爾堡。至於德黑蘭的皇家居所古利斯坦，又稱“花園”或“玫瑰園”[31]，他將其作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並將其打造成一個融合了薩非、莫臥兒文化遺產以及歐洲風潮的獨具匠心的卡紮爾藝術展示窗[32]。此外，為了在所有皇宮中展示自己王朝未來的長久統治，他命人將自己在兒子們簇擁下的形象描繪在所有壁畫上。以其特有的（如寇鬆侯爵所說）“蜂腰”“仿若豚草的美髯”以及流光溢彩的寶石點綴的服飾，法特赫·阿裏沙在畫卷中的辨識度很高，並象征著中央集權的莊重威嚴。在他以前，罕有像他這樣喜歡通過藝術作品展示自己權威形象的伊朗君主。已知在畫布上創作的他的肖像共有二十五幅，均由當時最負盛名的畫家完成，包括米爾紮·巴巴·設拉子和米赫爾·阿裏。這在當時是一種創新，因為一直以來的主流藝術是細密畫。如此，法特赫·阿裏沙在伊朗開創了個人崇拜之風，並高調弘揚權力形象，為此他常常將自己呈現在一種反射前伊斯蘭伊朗帝國（即薩珊帝國）恢宏氣勢的背景中，從而暗示自己的統治與之相關。在這樣的國家這一偏好可謂奇特，因為此類仿真尺寸肖像觸及了伊斯蘭人像創作的禁戒。
除了鍾情於建築和繪畫，詩歌和散文在他的藝術資助中也占有重要位置。盡管在過去兩個世紀中，詩人和散文家大多流亡到莫臥兒王朝和奧斯曼帝國的宮中，法特赫·阿裏沙卻促進了這些文學形式在伊朗的複興。他曾保護大詩人哈特夫的兒子薩哈勃，並讓後者成為他的頌詞作者，薩哈勃模仿12世紀詩人創作蓋綏達，又模仿13和14世紀的風格創作嘎紮勒。除他以外，詩人梅傑馬爾從薩迪身上汲取靈感，也以其嘎紮勒著稱；狂放的薩巴被封為宮廷詩人，其多篇長詩主要以法赫特的統治以及穆聖和阿裏為主題；內沙特擅長神秘主義雙行詩和抒情詩；維薩勒也創作出非同凡響的詩集……
除了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他外在表現欲的文藝資助活動以外，沙王為自己後宮的日常關係建立了一套以等級為基礎的固定禮儀。在“安德榮”——沙王度過大部分時間的封閉私有空間中，皇太後主事；緊隨其後的是給沙王生下王儲阿拔斯·米爾紮的正室卡紮爾妻子；然後是其他有封號的貴族妻子。沙王的女兒、姐妹和女性長輩組成了第四階層；在她們之下的是出身平民的妃子。隨後一層是服務的女官，其中品嚐禦膳並蓋上封印的女官比晚間護送沙王回到寢室的女奴地位更高。國王用過膳後剩下的菜品都以上述等級順序分配給他周圍的人。在這些常住“安德榮”內，總是珠光寶氣的貴婦之下，還有位列第七等級的舞女——她們隻為沙王獻舞，任何其他男性都不能觀賞這些表演，位列在她們之下的那些使女隻有憑借美貌才有得到在“安德榮”晉升機會的可能，而這也是她們全力以赴追求的目標。
在宗教方麵，法特赫·阿裏沙作為一名恭敬的什葉派穆斯林的同時，在麵對烏理瑪在民眾中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也竭力保持著國王的特權。“穆智台希德”從統治初期便受到王權的仰仗，法特赫·阿裏沙為了得到他們的支持給予他們不少優待：慷慨的捐贈，特殊的土地政策（圖於勒），以及對慈善捐贈（瓦克夫）、司法程序和清真寺領導權的直接控製。同時沙王也允許他們不時鎮壓和清除蘇非派反對者和他們眼中的異端。此外，法特赫·阿裏沙還經常邀請最顯赫的伊朗或阿拉伯穆智台希德進宮，如在庫姆進行了教學改革的烏蘇勒派[33]教法學家米爾紮·阿布—卡西姆·庫米（以米爾紮·庫米的名字更為世人所知），財雄勢大的“霍賈特伊斯蘭”——伊斯法罕的賽義德·穆罕默德—巴克爾·薩弗提、法學家謝赫·賈法爾·納賈菲以及賽義德·穆罕默德·塔巴塔巴伊。
為什麼法特赫·阿裏沙以及更普遍的卡紮爾的國王對這些宗教人士表現得如此尊敬和慷慨？對這個問題有多種推測。一些人認為，“前朝薩非王室以伊瑪目卡齊姆的後代自居，什葉派也由他們立為國教。而與之不同的是，卡紮爾家族並非‘賽義德[34]’，並因此與前朝王室對比其王權顯得缺乏宗教合法性。因此，阿迦·穆罕默德沙及其繼承人法特赫·阿裏沙不斷向什葉派宗教人士表示敬意[35]”。在另一些人看來，他們主要出於對內亂甚至內戰的恐懼才順從主流民意和有影響力的毛拉的意誌。但這並不妨礙沙王也聽取神秘主義者、諾斯替主義者、哲學家，甚至一些反烏蘇勒派的主張。某些正統宗教人士對沙王的這種思想開放予以譴責，特別是當他對他們的慷慨恩賜越來越少的時候。
英國外交官詹姆斯·莫裏耶在其1824年的小說《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曆險記》中曾對沙王法特赫·阿裏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這位沙王生前的所作所為在他1834年10月23日去世後都剩下什麼呢？他的統治本可以將卡紮爾王朝引入一個創新的19世紀，但與此相反，他卻向外國（沙俄和英國）愈演愈烈的政治和經濟幹預敞開國門，同時他讓伊朗喪失了阿迦·穆罕默德沙收複的一部分領土，並賦予教權重要的地位，損害了沙王阿拔斯建立的國王權威。法特赫·阿裏沙可能想要以另一種方式，即通過伊朗的藝術複興和他的文化資助和建設項目續寫薩非王朝、薩珊王朝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光輝曆史，但他缺乏才幹、全局視野和戰略膽識。
將權力建立在一個看似強大的君主專製基礎上，法特赫·阿裏沙沒能使伊朗變得強大也因為他無意聽取他的兒子阿拔斯·米爾紮的意見（盡管他在後者去世時讚頌其才能），因為他的吝嗇而沒有在最佳時機對軍隊進行現代化改造，還因為他對國家急需的深層次改革興味索然，與此相比，他更偏好沉湎於文藝和後宮稍縱即逝的享樂。可以說，他的統治過度專注於自我，即便他有時揮霍無度，那也是為了獲得自身的愉悅與個人享受。事實上，與阿拔斯·米爾紮相反，他心中並無國家，這也導致伊朗步上一條預設的沒落之路。這一沒落也源於法特赫·阿裏沙在後宮孕育並將在隨後的幾十年中持續內鬥的眾多王子[36]。這就是法特赫·阿裏沙富有爭議的政治遺產，而繼承他這筆遺產的孫子穆罕默德·米爾紮，其1834至1848年的統治也乏善可陳。
十四年的停滯
一聽說祖父的死訊，穆罕默德·米爾紮就戴上了飾有翎毛的卷羊皮帽冠——卡紮爾王朝的王權象征，並成為穆罕默德·卡紮爾沙。他的加冕儀式由伊瑪目喬梅在國都主持完成，後者將“塔基先”戴在了他的頭上——而這頂三層珍珠寶石王冠還是納迪爾沙於一個世紀以前從德裏之圍帶回的戰利品。
穆罕默德沙的第一個政治舉措是派一隊伊朗和英國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法爾斯，以平息他的兩個叔叔法爾曼—法爾瑪·侯賽因·阿裏·米爾紮和哈桑·阿裏策動的叛亂，他們二人之前在克爾曼就曾進行過此類反叛活動。穆罕默德沙再度控製了這方局勢，並重拾他曾祖父阿迦·穆罕默德沙的行事方法：雖然他將侯賽因·阿裏持續拘禁到侯賽因於1835年7月22日死去，他卻命人將哈桑·阿裏刺瞎眼並投入阿爾達比勒的監獄，因為這是後者第二次侵害國家權力。隨後，另一些王子也被投入阿爾達比勒的監獄，還有一些選擇流亡。沙王的家庭教師哈吉·米爾紮·阿加西從穆罕默德沙登基伊始就主張一種鐵腕策略，將沙王推上了這條殘酷鎮壓之路。盡管他本人作風遠非無可指摘，哈吉·米爾紮·阿加西卻極力推崇道德純潔性，並公開反對從先皇朝中留任的大維齊爾戈海姆—馬格漢姆，指控後者有貪腐行為。篤信蘇非神秘主義的沙王聽到民眾中傳出的閑言碎語，於1835年6月26日將戈海姆—馬格漢姆以叛國罪處死。隨後他讓哈吉·米爾紮·阿加西接任大維齊爾一職，並讓其成為他某種程度上的精神導師和“灰衣主教”直到他去世為止。
災難性的選擇。這位大維齊爾唆使他拒絕了包括1834年從印度到來的英國軍事使團提出的繼續對伊朗軍隊進行現代化重組的建議，因為在哈吉·米爾紮·阿加西看來所有來自西方的東西都是邪惡的。因此，新沙王在其統治時期，伊朗原有的落後差距進一步拉大，喪失的領土沒有得到收複，他父親阿拔斯·米爾紮的改革計劃也無疾而終。
在這國力衰退的背景下，穆罕默德沙為了逃避與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正式會晤，派自己於1835年定立的王儲——年僅四歲的納賽爾丁前去赴約，處理1823年簽訂《埃爾祖魯姆協議》後與奧斯曼帝國之間遺留的令人擔憂的邊界問題。事實上，從1833年開始，兩國邊境就衝突頻發。1837年巴格達帕夏火燒巴士拉南部的一個港口城市，距離阿巴丹十公裏的莫哈馬雷赫（今天的霍拉姆沙赫爾），令衝突升級；伊朗於1840年做出回擊，占領偏北的蘇萊曼尼亞。一場戰爭已經不可避免。沙俄和英國鑒於本國利益與這兩國的命運緊密聯係，便於1843年提出調停，它們的斡旋努力險些因奧斯曼人在卡爾巴拉對什葉派朝覲者的屠殺而付之東流。
伊奧兩國終於在1843年2月第二次在埃爾祖魯姆舉行會談。伊朗方麵，那個曾於1829年在年輕王子霍斯勞—米爾紮帶領下前往莫斯科麵見沙皇的使團中表現出非凡才華的外交官米爾紮·塔吉汗·法拉哈尼也參加了本次談判。會談的重點在於劃定伊朗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邊界，解決這個令兩國自16世紀戰火頻仍的棘手問題[37]。誠然，在伊朗慘敗後於1639年簽署的《席林堡和約》曾宣布和平將持續到“最終審判日”；然而，與其說它解決了爭端，不如說那隻是為隨後的一係列和約樹立了一個臨時標杆[38]。伊拉克境內擁有包括卡爾巴拉在內的太多重要的什葉派穆斯林聖地和伊朗裔人口，使伊朗無法對其漠然置之。此外，這份由奧斯曼帝國提出的和約語焉不詳，在將近兩千公裏長的邊境上隻劃定了一片邊界區域而不是精確的界線[39]。
因此，各方代表團會聚在埃爾祖魯姆以解決這一混亂的局麵，而在這一時期西方列強也想要擁有發言權，以避免在該地區出現任何緊張局勢。大會開幕時，隻有倫敦和莫斯科作為“合作方”派出高層“監察員”出席了會議，法國雖然在埃爾祖魯姆設有領事館，卻隻有權派出一名“觀察員”。鑒於伊朗和奧斯曼帝國雙方都無法提供和約原本作為和談參考，作為《席林堡和約》的更新版本，《庫爾旦公約》（1746年）被當作和談初期的基礎文件[40]。伊朗人認為，應該以一部18世紀的地理文獻中複製的公約版本和1808年的地圖冊為談判參照，但奧斯曼人質疑前者的真實性；奧斯曼人認為，應該以他們檔案中的一個版本作為依據展開談判，但他們從未能提供。鑒於情況的複雜性、重要性和必要的多語言翻譯，會談共持續了四年（其間隻出現了一次短暫間歇）才達成一項協議。在和談的第一階段（直到1844年5月2日），共召開了十八次全體會議。第二階段持續到1847年5月31日，會上討論了阿拉伯河[41]這一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之一。最終協議規定，“佐哈布的低地劃給土耳其，高地則劃給波斯。波斯放棄追究對蘇萊曼尼亞的任何權利，而奧斯曼帝國承認波斯對莫哈馬雷赫的主權[42]”和它對阿拉伯河左岸的主權，這也導致了20世紀伊拉克和伊朗之間發生的一係列嚴重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