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將簽字認可之際，6月18日的一個事件幾乎將一切都葬送了。城裏爆發動亂：一名男孩據傳被米爾紮·塔吉汗的一個衛兵強奸。米爾紮·塔吉汗負傷，他的住所遭襲，同時城內伊朗居民和商戶也被搶掠。直到城市恢複平靜，伊朗人被洗除犯罪嫌疑並得到賠償後，會議才得以重啟，共計兩頁九條的協議最終得到簽署，“在原則上解決了最富爭議的問題，並建立了一支聯合定界委員會。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委員會在識別主權，將主權與某塊土地相連，在現場讓雙方達成一致方麵困難重重。在克裏米亞戰爭和1878年的巴爾幹大危機造成的幾次中斷後，劃界工作到1913年始終進展不利，直到‘調解人’的‘仲裁人’地位得到了各方承認。在十個月後，他們成功在現場標定了一條邊界線，時至今日除了些許修改，它仍是伊朗與伊拉克之間的國境線[43]”。
在埃爾祖魯姆大會結束時，米爾紮·塔吉汗為他在大會討論中的積極行動收到了全體與會者的一致讚揚。羅伯特·寇鬆作為大英帝國的代表，事後寫道：“值得一提的是，米爾紮·塔吉汗是四個參與國中最出色的代表。[44]”人們不久以後將會想起這句話。
當前邊界問題大致得到解決，伊朗卻因其陳舊的國防和混亂的經濟依舊脆弱。它與英國之間的關係也自1839年因赫拉特城的分歧而惡化，這致使英國撤出其外交和軍事使團，占領了波斯灣的哈爾克島，並攻打了對麵的港口城市布什爾，以占據一個令人垂涎的戰略要地。[45]
為了應對這一新危機，穆罕默德沙嚐試與法國交好。在兩國於1844年正式重建外交關係、法國向德黑蘭派出大使薩提芝伯爵以前，沙王從法王路易—菲利普方麵已經獲得了武器和軍事指導員，以取代英國的支援。1840年，隨著伊朗授權在其領土內開設遣使會神學院，兩國的關係邁入了一個新階段。從1844年起，曾在加爾達納的使命失敗導致其一度消失的法國科學和考古探險隊重新在伊朗現身。伊朗與法國之間的合作通過“對遣使會神學院實施保護措施，以及1846年歐內斯特·克洛蓋被委任為沙王的私人醫生（伊朗宮廷的法國醫生傳統將被長期保持）[46]”而進一步得到加強。
穆罕默德沙從1842年開始因嚴重的痛風導致健康情況惡化。有人預言他去日無多，他的一個弟弟巴赫曼·米爾紮表明要與十一歲的王儲納賽爾丁·米爾紮角逐王位。但沙王這次有驚無險……直到1845年，沙王再次病倒。在此期間，巴赫曼·米爾紮已經在阿塞拜疆站穩腳跟，他在那裏已經被視為“準國王”。然而，沙王再次“起死回生”，隻是更加瘦弱了。他將主要權力委托給大維齊爾，陰暗的哈吉·米爾紮·阿加西，但後者的宗派主義行事方法正在民眾中引起越來越強烈的不滿。
在日益高漲的憤懣情緒中，從1844年起誕生了一場重要的宗教運動，這一運動的領導者是設拉子人賽義德·阿裏·穆罕默德。賽義德·阿裏·穆罕默德1819年生於一個商人家庭，在二十歲時曾在伊拉克的卡爾巴拉居住，在那裏結識並師從眾多傑出宗教人士。他出色的表現使包括什葉派謝赫學派[47]神學院院長賽義德·卡齊姆·拉什提（1793—1843年）在內的一些人相信在他身上看到了巴布[48]（通往真理之“門”，隻有通過它才能接近上帝）的特質。這一“認可”啟動了新一輪預言周期，在1844年5月23日——第十二任伊瑪目隱遁近一千年之後。這一具有高度象征意義的日子為巴布教[49]的誕生提供了合法性。
巴布在全波斯宣布他的使命，並最終自稱為“馬赫迪”——眾人企盼的隱遁的伊瑪目，這位被譽為“起點”或“最高存在”的宗教領袖贏得了眾多信徒，他反對毛拉的腐敗和對社會生活森嚴管束的言論甚至令統治階層的人士所信服。他是否曾得到英國特工的幫助或資助，以破壞伊朗的國家統一？他的批判者[50]日後將如此說。無論如何，巴布很快就引起了宗教和民事權力——烏理瑪和卡紮爾王室的擔憂。
更嚴重的是，在他一部重要著作——被視為該運動主要聖書的《默示錄》（字麵意思為“宣言”或“詮釋”）中，他雖然承認先知穆罕默德使命的真實性，但他宣稱其使命已於1844年結束，此外他還廢止眾多《古蘭經》法規，並做出了與正統什葉派教義大相徑庭的靈性解釋[51]。紅線被跨越了。正如理查德·佛茲[52]所說的，“在什葉派下的十二伊瑪目派社會中，自稱‘馬赫迪’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在9世紀隱遁的這位第十二任伊瑪目缺席的情況下，什葉派信徒被迫接受他們君主的俗權，而什葉派烏理瑪則作為第十二任伊瑪目的‘代理執政者’掌握著教權。如果第十二任伊瑪目返回世間，那麼烏理瑪和君主的權力都將過期作廢”。因此，感到民間與日俱增的起事危險，當權者們一致決定嚴厲鎮壓巴布的運動。巴布1848年在大不裏士被逮捕，但繼續堅稱自己是“馬赫迪”，他受到穆智台希德（教法博士）組成的委員會的審判，並以褻瀆神聖的罪名被關入俄土邊境上的馬庫城堡，隨後又轉至奇赫裏特，他在全國各地的信徒都遭到追捕。在這些無情打擊下，巴布運動並沒有就此消失。事實是，它回應了人民對毛拉控製社會生活的反抗訴求，這也是它從一開始就具備的成功要素之一。
美貌非常的女詩人，被譽為“闊拉特恩”（純潔者、眼睛的安慰）的塔荷蕾[53]成為這一運動最為活躍的傑出人物之一。1817年生於加茲溫一個神學家家庭，她作為巴布教的傳教者被派往南部傳教，並在卡爾巴拉的多次布道中公開支持巴的立場。回到伊朗後，在巴布教一部分信徒和集市商人的鼓勵下，她出席了1848年巴達什特大會，其間她通過一個史無前例的舉動點燃了民眾的熱情，並且在今天看來是飽含意義的：除了手舉一把寶劍，她還揭掉了自己的頭巾。她因為這一玷汙現行教法的行為遭到囚禁。
政權對巴布運動的擔憂並沒有減少，因為盡管遭到鎮壓，它仍集結了近十萬堅持要讓自己的信仰得到承認的民眾。巴布的追隨者曾試圖對他施救，卻無功而返。接著在亞茲德、讚詹等地都發生了對信眾的大屠殺。然而，巴布運動卻以燎原之勢蔓延至整個伊朗，伊朗傳統政權的動搖風險已經不僅限於一種假設。
沙王穆罕默德於1848年9月5日在內賈雷斯坦皇宮死於痛風。像他祖父一樣，他也疏於政務，將治國大任交予他陰暗的大維齊爾。然而，他十分熱衷於炫耀奢華，向外國使節大量贈送昂貴禮品，以高額的費用保有一支近百人的樂隊和十一人的舞蹈團，並令他們在其每次出行時伴隨左右，樂隊指揮還被賜予“皇家私享豪華閣下[54]”這一誇張的頭銜。最令人吃驚的是，宮廷中還有一群清心寡欲的蘇非派托缽僧，他們放棄舒適享樂的精神令沙王非常欣賞。這一品味上的含糊曖昧和這顯而易見的富足之下，是否像前任君主一樣，掩藏著統治者在一個經曆變化的現代世界，一個伊朗幾乎缺席，且越發依賴外國列強的世界中的某種退避，某種不願麵對現實和拒絕革新的態度？
他的兒子納賽爾丁是否能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所處的時代背景，在國庫空虛的情況下令王朝與時俱進，得到穩固？盡管在國際關係上取得了些許進展，但王朝在所有方麵都顯出頹勢。
黑暗中的曙光
時年十七歲的王儲此時正在阿塞拜疆擔任總督，但無論他的權力還是財力都無法讓他體麵地在都城加冕。然而，他必須先發製人，搶在那些威脅王位的爭權者[55]之前行動。他的母親，瑪利克·賈漢王後重新啟用“馬赫德·烏莉婭（最高搖籃）”的稱號，並在德黑蘭向他發出催促，因為她的攝政環境危機四伏。那位早已脫穎而出，現任阿塞拜疆軍事部長的米爾紮·塔吉汗此時出手相助。他說服曾回絕王儲的大不裏士商人將錢借給王儲，為此他親自簽字作保。如此，他召集了一大隊人馬陪伴王儲前往德黑蘭。1848年9月13日，卡紮爾第四任沙王納賽爾丁在隆重的典禮中加冕稱王。為了嘉獎他的功勞，沙王納賽爾丁將米爾紮·塔吉汗擢升為國家的阿米爾·內紮姆（軍隊元帥），接著又封他為阿米爾·卡比爾（總理大臣），他將以這一稱呼留名後世[56]。
這是對此人功勳的最大褒獎，因為他的出身本不利於他出人頭地。在1802至1804年之間生於伊朗中部阿拉克附近法拉汗地區的一個名叫哈紮維的小村莊，他的父親卡爾巴拉依·高爾班曾是阿拔斯·米爾紮的重臣戈海姆—馬格漢姆的廚師。按照當時貴族家庭的普遍習俗，他享受到了與戈海姆—馬格漢姆的孩子們一同接受教育的權利，而他顯現的非凡天賦也得到了戈海姆—馬格漢姆的賞識。十五六歲時，米爾紮[57]·塔吉·法拉哈尼已經會讀會寫，領會了伊斯蘭教法、曆史、地理方麵的基礎知識，並熟練掌握了波斯語的微妙表達。
他就這樣進入了國家的統治高層，在二十年間學習行政管理之道，特別是三次出使任務令他成為一個更加成熟幹練的政治家——其中前兩次是出使沙俄，當時的他在聖彼得堡就引起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注意，第三次是在卡帕多西亞的埃爾祖魯姆。所有這些出使經曆不僅讓他有機會結識外國外交官，更令他將國際上的操作方法與伊朗的進行對比，並向最初落實這些操作方法的人士谘詢取經。米爾紮·塔吉汗還讓他的翻譯（一個名叫米爾紮·達烏德的法國人）從法國訂購了一百多部“基本書籍”，以及眾多奧地利著作。最後，他還主動接近奧斯曼人，了解他們當時正在進行的改革（“坦誌麥特[58]”）。於是，他的思想逐漸向伊朗急切呼喚的改革敞開。當前，阿米爾·卡比爾已經準備好要將他的所見、所聞、閱讀到的與計劃的一切付諸行動。他留給後世的形象，或是一個立憲運動的久遠的先驅，或是一個獨裁者，但無論如何，他繼承了阿拔斯·米爾紮的遺誌，努力實現伊朗的現代化，從1848年9月至1851年12月的短短三年間，他取得的成績頗為豐碩。
眼下的首要任務是重建首都和眾多行省的社會秩序，他對多股起義力量進行了嚴酷鎮壓。還有因1848年巴布被捕而導致的巴布教信徒騷亂。對這一運動的處理較為棘手，因為它遍布全國，且涉及所有階層的民眾，而這一新興宗教的立場與什葉派下的十二伊瑪目派針鋒相對。事實上，巴布自稱收到了神明啟示的五十萬條詩句，且他已將這些詩句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書寫在他的兩部聖書《加堯穆勒·阿斯瑪》（“名字的複活”）和《默示錄》中，這也使他與烏理瑪出現了嚴重的衝突，因為在後者看來，穆罕默德是最後一位先知。如此，什葉派社會的平衡從根本上受到了威脅。
兩起事件加劇了巴布教徒與非巴布教徒之間的緊張關係。第一起圍繞著巴布的一位早期的同伴——庫杜斯，他在馬讚德蘭省的薩裏被捕入獄。他的信徒前去解救他，卻被迫藏身在謝赫·塔巴爾西[59]的陵墓中，在1848年10月至1849年5月間持續被圍，以至於最後不得不食用自己鞋子上的皮革充饑。在相信了政府軍對他們做出的寬大處理的承諾後，他們走出了藏身之所。但政府軍隨後食言，庫杜斯被一位高層烏理瑪交予暴民，被群毆致死[60]。第二起事件有關巴布的另一位門徒——穆拉·侯賽因·布切裏，他拿起武器反抗政府軍，然後退守他的要塞之中。在多次戰鬥和圍剿後，他傷重而死，他的追隨者也都被殘忍屠戮。
自此，巴布運動被視為恐怖主義運動，並遭到無情迫害。1850年7月9日，因其不斷積聚的影響力，巴布被槍決。他的信徒在亞茲德、讚詹、內裏茲等地以起義發起反擊……
一些人認為，阿米爾·卡比爾在對巴布運動的鎮壓中應與什葉派宗教集團承擔同等責任。他的處理方法無疑是專製的，而他的手段——在毛拉們的慫恿下——也是暴力的。這些行動也令他樹敵眾多。而且，巴布運動也沒有因此而消亡，巴布被視為殉教的死更加激勵了追隨的信徒。第二個巴布，生於德黑蘭的米爾紮·侯賽因·阿裏·努裏揭竿而起，離開德黑蘭後定居巴格達[61]。一股反對勢力就此崛起，“並宣稱，很快，阿米爾·卡比爾將會死去[62]”。一個新宗教——巴哈伊教[63]即將誕生。
當前中央政權已經重新掌控了局勢，改革的時機再次到來。但國庫空虛，無力資助伊朗的改革，更不能保證它獨立於外部幹涉勢力。阿米爾·卡比爾的首要任務是找到補救的辦法，甚至讓朝中權臣與之反目也在所不惜，這些人其實已經在窺視他的一舉一動，隻等他馬失前蹄。此時，總理大臣委任一個專家團體（“莫斯托非”）負責重組公共財政。於是，國王與太後的內務開支[64]，以及宮廷多項費用，都赫然出現在開支削減項目之列，而這些極具風險的標誌性舉措已經讓他的導師戈海姆—馬格漢姆付出了生命代價。另有其他不合理的支出也將被裁撤，其中包括令人借機中飽私囊的虛構支出項目，以及在神秘轉賬操作中消失的公務員補貼……而這些舉措無一例外地引起強烈抗議。為了讓自己的決策得到切實執行，阿米爾·卡比爾還創建了一個情報機構，用來監視王子、王室和各國使節。無論如何，他毫不動搖：各項稅款開始流入國庫，鑒於支出大幅削減，國家很快具備了實現他改革夢想的條件。
在各項要務中，他首選重組軍隊，或者說建立軍隊——因為在與沙俄的戰爭中伊朗國防部隊表現得如此不堪一擊。伊朗需要一支非部族的常規軍，它應該以西方模式管理，裝備精良，定期放餉。伊朗軍人沒有接受過新式戰爭的培訓，於是為了指導他們，政府聘請了奧地利和意大利軍事指導員，令英國人和俄國人著實惱火。與此同時，為了不再依賴外國軍火市場，政府在伊朗境內創建了多座軍工廠。在這些措施實施一年後，根據一項英國報告，伊朗已擁有包括後勤在內的常規軍十三萬兩千人。此外，新建的一支四百人的國王禁衛軍像阿契美尼德時期的“長生軍”一般將負責保護沙王的安全。
即便伊朗當前已經擁有了一支陸軍，它仍舊缺乏守護波斯灣的海軍，而英國人始終出於自身利益反對伊朗組建海軍艦隊[65]。對此，阿米爾·卡比爾通過親身嚐試進一步得到了確認，因為他在向大英帝國全權公使詢問，英國是否可以向他出售四艘軍艦，其中兩艘裝備25門火炮的時候，得到的是否定的答複。麵對這一拒絕，伊朗總理大臣決定在全球尋找與“第三方結盟”的可能性，嚐試這一法特赫·阿裏沙在位時期未能實現的政策，並成功與奧地利、普魯士、法國建立合作，甚至與遙遠的美國簽訂了兩項友好商業協議。
他的舉措對伊朗國內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於是，昨日的勝者——英國和沙俄盡管通過協議享有進口和流通稅方麵的極大優惠，阿米爾·卡比爾卻重新設置了關稅，以保護伊朗國內生產，並啟動了雄心勃勃的鐵路建設工程。
其他大型改革項目也將改變伊朗人的日常生活：推行天花疫苗的強製接種[66]，設置郵局，在伊朗成立了第一家現代醫院。1847年，總理大臣還支持創建了伊朗的第一份報紙——《事件報》，納賽爾丁沙對此頒布的一項法令描述了報紙的功用：“帝國的所有居民都必須知悉，國王已表明教育其子民的願望，鑒於教育包含了對這個世界事物的認知，陛下決定從今以後將印刷一份涵蓋東西方新聞的紙質信息。這一報紙將被發放到帝國的所有省份……這一報紙將按月出版……”通過這篇文字，麵向全國人民的掃盲運動和對其他文化的開放態度都被正式宣布。與此同時，曾在戈海姆—馬格漢姆領導下開始籌備，在他死後擱淺的項目——公共翻譯局誕生了。在埃爾祖魯姆參加大會期間從法國和奧地利訂購的書籍都成為這裏最早翻譯的資料：一部國際法著作、兩卷拿破侖一世傳記、一部法國曆史……並組成了一套“參考性藏書”。
清醒意識到這些深層結構性變化需要高質量教育的支持，阿米爾·卡比爾在伊朗創立了第一所西式大學“達爾·弗農”。這一類似皇家軍事學院的王牌機構被他視為全新政府體係的核心，以及國家進步和強盛的推動力[67]。為辦學成功，他專門派人去歐洲招募教師隊伍，這些教師的首要任務是為軍隊培養專業幹部。於是，七個奧地利人、兩個意大利人、一個法國人和一個荷蘭人都受聘赴德黑蘭任職。
“達爾·弗農[68]”帶著它的教室、圖書館、戲院、餐廳拔地而起，它設有七個係，其中包括民用工程係、科學係、醫學係、外語係、“兵法”係和“防禦工事技術”係。所有課程均以法語教授。每位教師開始時都配有一名翻譯，直到伊朗學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法語為止。第一屆五百名學生都有獎學金資助，並穿著軍裝。1851年12月30日，學校由沙王親自揭幕，但阿米爾·卡比爾不在場，因為他當時已經被流放了！
他的敵人們的確成功將其清除出政權。宗教人士除了不願看到社會變化以外，還反對阿米爾·卡比爾最有抱負的革新舉措：建立民事法庭。宗教團體因此喪失一部分特權，這使得總理大臣的政敵名單不斷拉長。毛拉們沮喪地看到與他們相關的訴訟案件被從宗教法庭的管轄權中撤出，轉而送交新設立的民事法庭審理。他們無力地見證他們與官方少數派宗教（猶太教、基督教、瑣羅亞斯德教，但巴布教除外）之間的關係被重新定義。通過這一改革，這些社群被強製繳納的特殊賦稅——“齊米稅[69]”——被取消，伊斯蘭叛教罪也被廢除，而這些宗教的學校也得到保護。
如此，伊朗人經曆了一場名副其實的道德和宗教變革，並應邀以“強製高速”——阿米爾·卡比爾也因此被流放，像後來的其他一些人一樣——邁入現代化社會。如果傳統勢力和私人野心沒有聯合起來反對他，憑借他的勇氣，阿米爾·卡比爾的改革本該在伊朗獲得成功。他很可能過於仰仗年輕的沙王納賽爾丁的保護（他娶了沙王的姐姐埃紮特·道萊公主），而低估了被削減了內務開支而怒氣難平的太後、被檢舉過高俸祿的朝臣、被取消某些傳統特權的宗教人士，以及英國的影響力。後者通過精心策劃讓一個名為米爾紮·阿迦汗·努裏的人取代他，因為英國與沙俄一致認為伊朗最好隻是個遍地文盲、技術落後的緩衝國。
被流放卡尚的阿米爾·卡比爾居住在最美的波斯花園之一的菲恩花園[70]中間的樸素宅邸內。然而，他遊離於政權之外並不能讓他的誹謗者安心，他們向沙王施壓，使其下達了一份死刑命令。1852年1月10日，總理大臣阿米爾·卡比爾被迫在其居所的浴室中割腕自殺。
如此，伊朗錯過了這位偉大的國家公仆，這個正直、革新，但同時也非常——甚至過於——專製[71]的總理大臣將它引向的現代化之約。他在短短三年——可能過快、過猛——實施的改革本可以讓伊朗從19世紀就成為一個影響力可觀的現代化強國。
珀西·塞克斯爵士後來於1915年在他的《波斯史》一書中寫道：“我們都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倘若果真是這樣，那麼伊朗是值得同情的，因為它就像中世紀的歐洲一樣被一群一心隻想聚斂財富的人管理著。然而，當一個旅行者在探訪了優美的菲恩花園（位於卡尚郊外，米爾紮·塔吉汗遇害的地方）及其宮殿以後，他所感到的惋惜就更令人痛心，因為他會想到，如果當初這位大臣能治國二十年的話，他將可以培養出幾個誠實勝任的人繼承他的職位。阿米爾·卡比爾的處決對波斯來說不亞於一場災難。它讓千辛萬苦實現的進步戛然而止。”公正的讚許，犀利的分析[72]。
破滅的希望
阿米爾·卡比爾被清除後，伊朗是否會重拾流行了半個世紀的被動、腐敗的舊習？沙俄和英國是否會讓納賽爾丁，這位將統治到1896年的沙王對他們言聽計從？
將米爾紮·阿迦汗·努裏這個英國人的傀儡任命為總理大臣不是個好兆頭。阿裏·卡紮爾親王[73]將他描述成“一個半呆半傻的二十二歲男孩，像個幼兒一樣整日以木偶戲為樂，狼吞虎咽地吃哈爾瓦酥糖”。此外，沙王責令自己的姐姐，阿米爾·卡比爾的遺孀埃紮特·道萊公主嫁給他。她於1852年遵旨就範，但又隨即離婚並從此過著自由的生活，這令國王十分惱火。
當前政權掌握在這個庸庸碌碌的總理大臣和太後手中，他們都希望一切如常，毫無改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表麵上處於休眠的巴布運動再度覺醒，三名園丁於1852年8月15日在尼亞瓦蘭皇宮的小路上刺殺沙王未遂。沙王僅負輕傷，而眾多巴布教徒因此遭到逮捕，因拒絕放棄信仰而被處決。刺殺主謀在遭受了殘忍的酷刑後被殺，全伊朗共有兩萬巴布信徒被屠戮。巴布教徒的騷動就這樣被鎮壓下去。
在同一時期，曾因在1848年巴達什特大會上揭掉頭巾而一舉揚名的女詩人和女先知塔荷蕾仍身陷囹圄[74]。被她的美貌、才學和活力所觸動的沙王向她求婚，並承諾隻要她“停止瘋狂的舉動”就將她立為寵妃。這個一舉兩得的辦法既可以將塔荷蕾關在後宮，讓她永遠噤聲，從而解決一個政治難題，還可以滿足沙王的性欲。塔荷蕾以一篇美妙的詩文拒絕了這個“慷慨”的提議。不久後，又有人於1852年承諾可以讓她保住性命，隻要她不再宣稱自己是巴布教徒。鑒於她拒絕說出違心的話，塔荷蕾被判處火刑。他們強行遮蓋她的臉，並用布塞住她的嘴，然後讓她坐在一捆稻草上，再將稻草點燃。然而，她的傳奇並沒有就此結束：時至今日，塔荷蕾仍以一個引領伊朗抗議的鮮活形象留存於人民心中[75]。針對巴布教的恐怖行徑繼續鋪天蓋地地進行著，眾多什葉派對立者得以展示他們所能達到的殘忍極限。所有巴布教徒都被割喉，沒有人再敢自稱巴布教徒。然而此後，一些宗教秘密團體開始形成。
盡管“解決了”宗教問題，即將出現的其他問題將進一步削弱卡紮爾政權。除了準確劃定奧斯曼帝國與伊朗帝國之間邊界這一難題[76]，對赫拉特的支配權再次成為伊朗與英國之間的重要焦點。兩國早在1833年和1839年就已經因這座城市爭端頻發。事實上，英國將赫拉特看作通往其印度殖民地的門戶，不希望看到沙俄在此擴展其幹涉勢力，而強大的東印度公司在這一點上也與英國保持高度一致。此外，英國最終認為讓阿富汗成為一個在他們控製之下的自治國家應該是對英國最有利的方案。而在伊朗人看來，這片土地自古就是他們領土的一部分，沙王一直都懷有重建伊朗大帝國的夢想。
衝突於1852年重啟，起因是納賽爾丁沙於1851年底違反之前簽訂的協議，派一支遠征軍進入赫拉特並攻占其要塞。查士丁·希爾上校作為當時英國駐德黑蘭的全權公使，責令伊朗立即撤軍，以避免沙俄趁機介入該地區事務，從而威脅其印度殖民地。伊朗嚐試抵擋來自英國的壓力，但總理大臣米爾紮·阿迦汗·努裏被迫下令於1852年1月撤軍，隻是仍拒絕宣布赫拉特已脫離伊朗的勢力範圍。兩國之間再次展開了艱難的談判，並於1853年1月達成了名為“希爾—努裏”的協議。協議規定，伊朗保證“除非以抵禦外國入侵赫拉特為目的，否則不會向赫拉特派兵……立刻撤出所有武裝力量……絕不幹涉該地區的內部事務……且不再要求赫拉特宣布效忠伊朗”。作為回報，如果大英帝國自己幹涉赫拉特內政，伊朗將有權將上述條款視為無效[77]。然而，這並不妨礙英國借由東印度公司間接於1853年3月18日簽訂《白沙瓦條約》，並借此資助自1842年成為喀布爾埃米爾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將其權力擴展到整個阿富汗。
伊朗這一邊並沒有等閑視之。沙俄與英、土、法聯軍之間爆發的克裏米亞戰爭重新帶給沙王與亞曆山大二世沙皇結盟，從而奪回赫拉特，終止英國殖民野心的希望。擔心在英國庇護下，一個統一的阿富汗可能會結束伊朗東擴的計劃，納賽爾丁於1855年與英國斷交，並派他的叔叔——阿拔斯·米爾紮的兒子穆拉德·米爾紮·赫薩姆·薩爾塔內帶領政府軍，在沙俄的背後支持下，發起對赫拉特的圍攻，並於1856年10月25日迫使該城投降。1856年11月1日，印度總督向伊朗宣戰，12月4日奪取哈爾克島，12月10日攻陷布什爾，緊接著他們在阿拉伯河登陸，沿卡倫河溯流而上，於1857年3月26日占領了霍拉姆沙赫爾，隨後又炮擊阿瓦士城，使其於4月1日投降[78]。伊朗人則在博拉茲詹實施了報複，他們手舉刺刀發起突襲，致使兩千英國人喪命。
與此同時，在多方特別是由拿破侖三世、法國大使普羅斯佩·布雷及其使館秘書戈比諾伯爵主導的調停努力下，兩國在巴黎和伊斯坦布爾啟動和談。1857年3月4日，達成了巴黎協定。伊朗人再次被迫屈服於英國意誌之下。他們同意，除了重建與大英帝國的外交關係以外，“在三個月內”從赫拉特撤軍（協定第五條），放棄日後對這一領土的任何主權要求並承認阿富汗獨立（第六條）。伊朗為自己爭取到的是（第七條）在本國邊界受到攻擊時自我防衛的權利！如此，對伊朗人來說，“大博弈”以重建伊朗大帝國夢想的破滅和外部勢力對其政策直接或間接的控製而告終。
除了戰敗的羞辱，已將國庫耗費一空的納賽爾丁沙從此放棄針對周圍強勢帝國的任何軍事行動。赫拉特的喪失成為一個象征：它將一個疲弱無力、腐朽沒落的卡紮爾王朝形象植入人心。
1857年5月10日印度爆發了針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印度民族起義，這一運動直到1858年6月20日瓜廖爾陷落才被平定。險些丟失印度殖民地的英國人不得不解散東印度公司，重組他們的行政和財務，使印度從此由英國君主直接管理。納賽爾丁沙本可以利用這一時機挽回局麵，但他卻沒能如願，因為他自己也因東部邊陲再次遭到來自河中地區（今天的哈薩克斯坦西南部和烏茲別克斯坦）的烏茲別克可汗騷擾而狼狽不堪。他派去征討其中最猖獗的西瓦可汗的軍隊很快就被打得七零八落。1869年與沙皇簽訂的一份協議將注入裏海的阿特拉克河定為伊朗新國界。1881年的一份公約使這一邊界劃定正式生效：伊朗從中失去了塔吉克斯坦和作為卡紮爾王朝搖籃的土庫曼領土的一大部分，以及它在中亞的疆域，這些領土全部由沙皇俄國接管。同時，倫敦將其霸權強加於巴林群島和俾路支斯坦的一大部分，並將後者並入印度帝國。如此，伊朗的疆界被削減到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樣子。
這些軍事行動令國庫透支，國家機器現代化的可能也化為泡影。然而，對這個在先鋒思想者、親俄和親英遊說者、保守宗教集團之間撕裂的國家，沙王是否真心想要實施改革呢？
納賽爾丁沙陷入這種被動挨打狀態，於是他將所有責任推到總理大臣身上，在將其罷免後於1858年8月29日決定獨自治國。對國事漠不關心且疏於政務的他建立了幾個權限和職責模糊不清的部門，以及一個由25人組成的谘詢委員會，其成員均從他的親信中挑選並被授予浮誇、帶有吹捧意味的頭銜[79]。在遭受了一次他本該有所預料的重大失敗後，沙王又恢複了先前的體製，選定了一個新總理大臣，米爾紮·侯賽因汗·西帕·薩拉·阿紮姆，而這個經驗豐富的大臣對阿米爾·卡比爾曾籌備並實行的改革十分推崇。在1871至1873年他任職期間，米爾紮·侯賽因汗很快明白在伊朗，即使加倍謹慎小心也難以在做出些許改變的情況下不招致某一派別的抵製，以及貪腐和放任勢力的阻撓。
他勵精圖治，堅持組織國家現代化進程，於1872年說服沙王將修建鐵路、電車、灌溉係統以及開采礦山和森林的獨家權利授予保羅·朱利斯·路透男爵。此外，路透男爵受命執行的首要任務還包括建立一所國家銀行，以及包括公路和電報在內的各種公共事業建設企業。這時，批評聲四起，沙俄揭露英國對伊朗經濟的控製，而宗教團體和一部分政治階層也紛紛表示不滿。麵對強烈的反彈，獨家特許經營權被廢止，總理大臣遭罷免，並被貶黜到加茲溫的宅邸，隨後在那裏猝死。有人推斷，他是在納賽爾丁沙的命令或默許下被謀殺的。在他生前的成就中，今天還剩下的是他的私人宮殿——巴哈雷斯坦，直到伊斯蘭革命前一直作為伊朗議會（馬吉利斯）的所在地，以及藍色圓頂的西帕·薩拉大清真寺，這座卡紮爾風格的建築瑰寶今天已經不再以他的名字命名，而是代之以霍梅尼一位親信的名字。
至於授予路透男爵的特許權，在稍做修改後又於1889年1月被授予一家英國公司，其股票二十四小時內就在倫敦證交所被搶購一空。這家獲得了六十年獨家發行紙幣、經營銀行信貸和兌換業務的銀行取名為波斯帝國銀行。與此同時，為了取悅俄國沙皇，伊朗又將另一項特許權授予一位俄國公民，使其有權經營一家不動產抵押信貸銀行，這家銀行很快就變成俄國國家銀行的一家分行。伊朗不可逆轉地逐步喪失其財務主權，甚至喪失一部分政治主權。而這還隻是伊朗財富被大規模廉價出售給外國的開始，伊朗將慢慢陷入債務泥潭。
1890年3月，納賽爾丁沙在一次英國旅行中與英國人吉拉德·塔伯特簽訂了一項新的特許經營權，允許他壟斷煙草的銷售和出口。回到伊朗後，這一決定點燃了火藥桶。宗教人士這次譴責授權基督徒經營的煙草是不純之物，在他們強力施壓下，沙王廢除了這一特許權，並被迫支付一筆高額違約金，為此他從波斯帝國銀行借貸了五十萬英鎊！
另一項於1890年與沙俄簽訂的協議將令伊朗遭受最大損失：該協議禁止他國在伊朗修築鐵路長達十年。因此，在納賽爾丁沙的整個統治時期，隻有一家比利時公司在德黑蘭周邊修建了幾公裏鐵路。至於公路，1889年隻有德黑蘭—加茲溫和德黑蘭—庫姆之間的路線可通車。除了這些乏善可陳的進展，有一項功績不可不提：自1863年起，電報網絡就已覆蓋了整片國土。據說沙王接到的第一封電報是向他彙報甜瓜已經成熟，因為他對這一美食的喜愛人盡皆知！
盡管這些現代化進步是以其他帝國對伊朗的控製為代價的，卻有一些進步應隻歸功於伊朗人：法院（艾達拉特—卡納）的建立，以及對1830年代阿拔斯·米爾紮創舉的延續，將“達爾·弗農”大學的畢業生派往海外留學。對於後一項，它將帶來伊朗政權始料未及的後果。事實上，這一伊朗小精英群體帶著他們留學期間在英國共濟會內形成的新觀念和新理想回到伊朗，並在他們自己創建的伊朗分會中展開熱烈討論。他們從西方引進的民主思想對傳統的君主製和宗教勢力的基礎造成巨大威脅，伊朗權力機構本想對其嚴厲打壓，卻又忌憚共濟會組織中眾多“體麵人家”的孩子和一些貴族人士，而沒能真正動手。他們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因為很快，這些共濟會成員將出現在1906年的立憲改革中。
伊朗民意也隨著幾份新報紙的創建逐漸發生變化。事實上，至此在伊朗發行的隻有阿米爾·卡比爾發起創立的一份國家報紙《官方報》。1876年2月5日，德黑蘭出現了第一份用法語出版的報紙《祖國》。但因為其主編，比利時男爵路易·德·諾曼的自由口吻令沙王不快，他的報紙僅出版一期便停發了。由一位法國醫生莫雷爾創辦的另一份法語報紙《波斯回聲報》曾在1885年3月21日至1888年2月15日間持續傳播。其他一些在國外出版的報紙也在沙王的準許下在伊朗發行。比如，《星報》就是由大不裏士的阿卡·穆罕默德·塔希爾於1875年在伊斯坦布爾創立的，它在1896年被奧斯曼政府責令停刊。另一份1890年由米爾紮·馬爾科姆汗[80]在倫敦創立的報紙《法律報》以其自然流暢的風格成為最好的波斯語報紙，並在民眾中普及了很多全新詞彙，如“改革”“行政原則”等。最後，還有《堅固的紐帶》和《睿智報》，它們分別於1893年在加爾各答和1892年在開羅創辦。所有這些報刊讓伊朗民眾打開視野，看到不同的現實情況和其他社會製度、政治體製，並引發了最終顛覆社會的深層運動[81]。可惜的是，沙王的最後一任總理大臣，在1883至1896年履職的米爾紮·阿裏·阿斯加爾汗·阿明·素丹雖有才幹，卻沒能對這些民意指標給予足夠重視，而是選擇了保持現狀，進而導致王朝的覆滅。
至於納賽爾丁沙，他對西方的現代化進程十分好奇，但除了抵押國土以外，他無力將其引進伊朗。在他曾經的總理大臣米爾紮·侯賽因汗的鼓勵下，他決定親赴歐洲實地考察，他在1873年的4月19日至9月23日巡遊了歐洲八國：俄國、德國、比利時、英國、法國、瑞士、意大利和奧地利。伊朗《官方報》對其旅行進行了記述，並指出此次訪問的目的在於“親自視察各國政府為確保其國民幸福、維護權利和繁榮所使用的有益方法”。他為電能、造船廠、軍工廠、話劇和歌劇而欣喜——特別是芭蕾舞女演員，他甚至將芭蕾舞鞋引入了宮廷！他也為割草機和嬰兒推車著迷。但令他反感的是他曾在凡爾賽宮親曆的波濤洶湧的議會辯論，這令他懷疑民主體製的益處[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