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這是伊朗沙王首次走出自己的國門，因此，他的到來引起了歐洲各大首都的追捧。如此，當他到巴黎參加世博會時，總統麥克馬洪以“盛況空前的方式迎接了他。凱旋門用波斯國徽的帷幔裝點，波斯的雄獅與太陽被製成雕塑，布置在凱旋門頂端……納賽爾丁沙將在巴黎的1878和1889年世博會故地重遊[83]”。1873年，他滿懷欽佩地參觀了英國的造船廠，又為在沙俄觀看的閱兵禮備受震撼，以至於他在1879年創建了波斯哥薩克旅，後者將在1920年代扮演重要角色。
納賽爾丁沙的三次旅行將使他熟悉歐洲生活方式，但也讓伊朗進一步向外國幹涉勢力敞開了大門，從而強化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思潮。他的巡遊也大幅增加了伊朗對西方列強的債務，這使沙王受到了嚴厲的指責。
在日漸高漲的社會和政治輿情中，什葉派受到了廣泛質疑。盡管巴布教於1850年因巴布的處死被鎮壓，然而巴布的一名門徒，曾組織1848年巴達什特大會的米爾紮·侯賽因·阿裏·努裏自稱“神將要顯聖於他”，盡管被迫流亡伊拉克，依舊贏得了大多數信徒的擁護。被稱為“巴哈歐拉”（上帝的榮耀），這位多產的先知據說可以在一個小時內收到神啟的上千詩句。他創立了一個新宗教：巴哈伊教。作為查拉圖斯特拉、克利須那、亞伯拉罕、摩西、佛陀、耶穌、穆罕默德直到巴布這一長串的上帝顯聖者中的最後一環，他宣布了一個世界文明的崛起，因為世界“隻是一個國家，而全人類都是其國民”。盡管一開始他的布道受到奧斯曼和卡紮爾政權的歡迎，他對前來聽他布道的群眾所產生的誘惑力最終引起了這兩個王朝的擔憂。巴哈歐拉像巴布一樣，但通過不同的方式，質疑現存的社會和宗教（不管是遜尼派還是什葉派）根基。他於1863年被流放至哈德良堡（今天的埃迪爾內），並在這裏生活到1868年，隨後他又流亡到大馬士革，並於1912年死於他最終的流亡地阿卡。在他四處流亡期間，巴哈歐拉向當時世界的統治者們（教宗、沙皇、維多利亞女王、伊朗沙王等）發出了信息，敦促他們建立“人間的上帝之國”並會麵以討論相關事宜。在他超過一百卷的神啟記述中，他通過宗教律法和社會律法兩部分解釋了宗教，其中宗教律法是恒久不變的，而社會律法則在不斷變化中。他同時也十分關注科學，認為科學並不有悖於宗教，反而是促進社會凝聚和進步的要素。
除上述革命性觀點外，他還像巴布教一樣提倡男女更大程度的平等，推崇男女混合教育，一夫一妻製，以及為實現“全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然而，盡管巴哈歐拉從未煽動民眾違抗本國法律，但這些思想在極其保守的伊朗社會環境中，難免讓人懷疑他是在號召巴哈伊教徒起義[84]。他不是曾寫過“宗教應該為世界人民的團結與和諧相處服務，而不應成為分歧和虛偽的起因”[85]嗎？
在此情況下，納賽爾丁沙雖然不具有薩非王朝的宗教合法性，卻反而更加頻繁地向什葉派教權示好，在他眼中，這些人是傳統社會平衡與國內和平的保證。卡紮爾王室將家中的很多女孩嫁入大教士家族，此外，沙王向宗教機構提供津貼，推進神學院和宗教基金會的發展。當國家財政捉襟見肘時，仍有眾多補助流往聖城，其中包括美索不達米亞的卡爾巴拉和納傑夫，以及馬什哈德和雷伊，如此使那些聖陵得以給磚砌的圓頂鑲金，正如上一任沙王1835年為阿卜杜勒·阿齊姆沙阿聖陵所做的一樣。
正是在這個地點，1896年5月1日，借即將舉辦的登基五十周年慶典之機，納賽爾丁沙希望前往他的妻子潔然·卡努姆等人的墓前憑吊幽思。當時總理大臣想要清場，但早已習慣被人群圍觀的沙王堅決反對。當他穿過一個小院子時，一個陌生人一槍將他擊斃。這個人名叫米爾紮·禮薩·凱爾馬尼，是賈邁勒丁·阿富汗尼主張的追隨者。賈邁勒丁·阿富汗尼這位穆斯林文人是泛伊斯蘭主義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試圖將宗教文本從它們陳舊刻板的枷鎖中解放出來[86]”。憑借從英國人那裏借來的錢，納賽爾丁沙以盛大的喪禮被葬在阿卜杜勒·阿齊姆沙阿聖陵，刺客於1896年8月12日被絞死。
他將近五十年的統治都留下了什麼成就呢？一些人會說，幾乎什麼也沒有，並指出納賽爾丁沉迷女色（他的後宮幾乎可以與他的祖父——擁有四百嬪妃的法特赫·阿裏相比），也熱衷於狩獵和法國葡萄酒。作為一個享樂主義者，他學會了一點兒法語，且愛好詩歌、藝術和建築。他的大臣穆罕默德·哈桑汗·艾特馬德·薩坦納曾長期跟隨他並為他閱讀書信文章，後者留下了一部關於1875年和1880至1896年的引人入勝的日記[87]。
誠然，他與父親相似的興趣愛好與同樣的墨守成規，在很多人看來加速了伊朗國力的衰敗，激化了持續的資金短缺問題，令外國勢力得以掌控國家大部分命脈。而納賽爾丁沙本有機會嚐試恢複對局勢的控製：幾位優秀的大臣向他建議的一些改革全憑他自己做主，這些改革本可以對國家經濟和財政提供所需的氧氣。
伊朗的地理位置在一個嚐試相互溝通的世界中也同樣可以成為一個發展優勢。事實上，這個國家是中東核心位置上的一個交叉路口，周圍環繞著多個繁榮的大帝國（沙俄、奧斯曼、印度），同時南臨波斯灣、北臨裏海。在商貿頻繁、消費激增的時代，伊朗可以從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上中轉的商品中獲利。但問題在於，伊朗保留了從古代繼承的沉重的三級社會結構，令其無法躍入現代社會。如此，伊朗牧民繼續畜養大量牛羊，並在國內市場上出售。占全國人口一半的農民則仍舊種植小麥、大麥、番紅花和鴉片，以滿足國內需要。至於城市居民，他們從事紡織、冶金、建築業，為手工藝作坊、皇家工坊、皇家圖書館和地毯工坊工作，與阿拔斯沙在位時一樣。
以絲綢為例，絲綢作為奢侈品，其生產在裏海周邊發展起來，並通過奧斯曼帝國外銷歐洲，但很快就遭遇了歐洲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嚴酷國際競爭。此外，1864年，一場傳染病對養蠶業造成了毀滅性打擊，與此同時蠶絲價格下跌了70%。然而在南部地區，鴉片（此時占伊朗出口總額的25%）生產者試圖挽回損失。盡管付出了這些努力，但伊朗經濟從整體上仍無法與國際大集團抗衡，後者掌控著伊朗商貿的支配權，而伊朗人大部分情況下僅扮演中間加工者的角色。剩下的就是地毯業，截至一戰前夕它將占到伊朗外貿總量的12%。茶葉的種植也在拉希詹附近起步發展，而在此以前，茶葉都是從中國和印度進口的。這一領域的先驅是一位名叫哈吉·穆罕默德·侯賽因·伊斯法罕尼的商人，他在1881年前往印度，並在三年後帶回了珍貴的茶樹種子和種植方法。最初的嚐試因為缺乏王室的支持效果並不理想，直到世稱“種茶人”的穆罕默德·米爾紮·卡謝夫·薩勒塔內出現。幾十年後，在其前輩曾嚐試的地區，他終於讓茶葉種植業紮根伊朗。
然而，僅憑這些發展無法挽救這個國家垂垂老矣的經濟，其現代化和競爭力的缺失帶來了貿易逆差、失業等問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以及城市與鄉村的普遍不滿[88]。
這便是納賽爾丁沙留給他兒子穆紮法爾丁的局麵，後者從1896年5月1日至1907年1月3日統治伊朗。他父親的長期——可能過長的——統治或許使他免於陷入兄弟相殘的困境，卻也讓他接管了一個幾近崩潰的國家，國中的某些人已經開始寄望於一種截然不同的道路，一種他們開始認識的世界已經采用的道路：西方的民主。
注釋：
[1] 在他們父親統治期間，他們中的三人將成為有權勢的總督王子。
[2] 他選擇的這個名號是為紀念他的顯赫祖先，法特赫·阿裏汗，後者於1726年被未來的納迪爾沙清除。
[3] 參閱Hassan Khoub-Nazar, Histoire de Shiraz, Téhéran, Sokhan, 1991。
[4] 參閱Robert Grant Watson,A History of Persia, Londres, 1866, p.124—125。
[5] 參閱Rezaqoli Khan Hedāyat,Raw?at al-?afā, IX, p.323—326, 330—335。
[6] 盡管法特赫·阿裏沙無奈寬恕了他的弟弟，他對那些與之聯合的同謀卻沒有同樣的慈悲，這些人均遭處決。
[7] 法蒂瑪·馬蘇瑪是什葉派第七任伊瑪目之女，第八任伊瑪目之妹，死於816年，她以其虔誠受到尊崇。
[8] 參閱John Malcolm上文引用著作，第222—223頁。有可能因為沙王認為他不知感恩而對他心生不滿。
[9] 部落貴族、首領。
[10] 參閱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fath-ali-shah-qajar-2。
[11] 約翰·馬爾科姆的成功一部分倚賴他對東方語言（包括波斯語）的掌握。
[12] 他在1798年5月18日至1805年7月30日擔任這一職務。
[13] 參閱Prince Ali Kadjar, Les Rois oubliés, Paris, éditions n °1, 1992, p.118。
[14] 關於協議內容，請參閱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 vol., New Haven, 1975, I, p.117—124。
[15] 參閱Iradj Amini,Napoléon et la Perse, préface de Jean Tulard, Fondation Napoléon,1995, Paris, éd. du Félin, 2013; édouard Driault, La Politique orientale de Napoléon, Paris,Alcan, 1904。
[16] 參閱Ange de Gardane, Journal d\\u0027un voyage dans la Turquie d\\u0027Asie et la Perse fait en 1807—1808, Paris, Lenormant ＆ Marseille, Jean Mossy, 1809。對於雙方簽署的協議，請參閱法國國家檔案，AE\/III\/55。
[17] 1813年至1907年的“大博弈”指的是沙俄與大英帝國於19世紀在亞洲的擴張和殖民衝突。它的其中一個後果是一個緩衝國家——今天的阿富汗的創建。參閱P. Mojtahed Zadeh, Small Players of the Great Game. The Settlement of Iran\\u0027s Eastern Borderlands and the Creation of Afghanistan, Londres, 2005。
[18] 參閱M.-?. Kāvūsī et H. A?madī(eds),Asnād-īaz rawābe?-e īrān o Farānsa, Tehran,1376 ?.\/1997, document 55, p.204。
[19] 參閱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 vol., New Haven, 1975, vol. I, p.199—201。
[20] 參閱Afsaneh Pourmazaheri, ?Aper?u historique sur les relations anglo-iraniennes?,Revue de Téhéran, n° 124, mars 2016。
[21] 這一衝突持續了十年，因為沙俄沒能對這一戰事投入大量軍力。他們主要想靠伊朗方麵陳舊的軍械和短缺的指揮人才製勝。這一戰略的確使他們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22] 參閱Serge Andolenko, Histoire de l\\u0027armée russe, Paris, Flammarion, 1967。
[23] 參閱“黑暗中的曙光”一節。
[24] 參閱Soheila Ghaderi-Mameli, ?L\\u0027histoire mouvementée des frontières orientales de la Turquie?,Confluences Méditerranée, vol. 53, n° 2, 2005, p.91。
[25] 土庫曼恰伊位於東阿塞拜疆。
[26] 他的作品中包括大獲成功的喜劇《聰明誤》。
[27] “可汗”或“汗”是奧斯曼蘇丹用於稱呼一位氏族或部落首領的頭銜。突厥斯坦是位於哈薩克斯坦草原、蒙古、中國、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之間的一個中亞地區。在這裏，這個詞表現了沙俄大使對沙王的輕蔑。
[28] 參閱Laurence Kelly, Diplomacy and Murder in Tehran: Alexander Griboyedov and Imperial Russia\\u0027s Mission to the Shah of Persia, Londres, Tauris Parke Paperbacks, 2006。
[29] 事實上，首都的大毛拉被赦免。隻有一個主使者被定罪處決。
[30] 該宮殿在巴列維王朝時期變為德黑蘭社會研究院。
[31] 2013年被選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
[32] 參閱Mohammad Hassan Tabelian上文引用文章，第10頁。
[33] 參閱第十五章第11條注釋和第十七章第15條注釋。
[34]“賽義德”一詞用於表示先知的後裔。
[35] 參閱Denis Hermann,?état et société sous les Qadjars?, L\\u0027Empire des roses，上文引用著作，第22頁。
[36] 根據Heravi（上文引用著作，第68—69頁）的研究，法特赫·阿裏沙一生中有一千多名妻子（長期或臨時婚姻），他與她們生下了2000個孩子。
[37] 巴格達在1508至1638年間三易其手，最終歸屬於奧斯曼帝國。
[38] 參閱Mohammad-Reza Djalili, ?L\\u0027Iran dans ses frontières et au-delà?, in Pierre de Senarclens (dir.), Les Frontières dans tous leurs états: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au défi de la mondialisation, Bruxelles, Bruylant, 2009。
[39] 和約中僅列出了地方和地區名字，卻沒有指明它們的邊界輪廓。
[40] 參閱Richard Schofield, ?Observations sur le mémorandum de sir Stratford Canning,concernant les bases d\\u0027une solution arbitrale du litige turco-persan?, The Iran-Iraq Border,1840—1958, vol. 1, Slough, Archives éd., 1989, p.391。
[41] 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三角洲的主要航道，水流注入波斯灣。
[42] 參閱Prince Ali Kadjar上文引用著作，第254頁。
[43] 參閱Hassan Thuillard, ?Entre l\\u0027Empire ottoman et la Perse, de la zone frontière vers la ligne frontière?, in La Naissance du territoire de l\\u0027Irak,àl\\u0027origine d\\u0027un état frontière, Cahiers de l\\u0027institut\/12, Graduate Institute publications, Genève, 2012–https:\/\/books.openedition.org\/iheid\/449?lang\\u003dfr#bodyftn37
[44] 參閱Robert Curzon,Armenia: A year in Erzeroom and on the Frontiers of Russia, Turkey and Persia, Londres, 1854, p.55。
[45] 參閱Cyrus Ghani,Iran and the West, Londres et New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7,p.302—303。
[46] 參閱http:\/\/www.senat.fr\/rap\/r13—605\/r13—605_mono.html#toc25。
[47] 作為什葉派下十二伊瑪目派的重要學派，謝赫派是由謝赫·艾哈邁德於19世紀初創建的。它認為什葉派的某些傳統元素已經喪失，或因受到遜尼派的影響而改變了。因此，他希望回歸到最為純粹的傳統。
[48] 參閱https:\/\/www.universalis.fr\/encyclopedie\/babisme\/ ：“根據曾於19世紀在波斯傳播的謝赫派的教義，第十二任伊瑪目隱遁（874年）後，世間存在巴布（伊瑪目之‘門檻’）和納艾布（代理、副神甫），但他們在馬赫迪伊瑪目再臨人間之前會謹守其隱遁狀態。”
[49] 正如Ernest Renan（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livre 2: ?Les Ap?tres?, 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 1866, p.378）寫道：“巴布教在波斯曾是一場大規模現象級運動。一個溫和質樸的男人，就像一個謙虛、虔誠的斯賓諾莎式的人物，被推舉至魔法師或神聖化身的行列，不由自主地成為一個信徒眾多、熱忱、激進教派的領袖，險些掀起一場與伊斯蘭革命體量相當的革命。”
[50] 參閱Ali Asghar Chamin (L\\u0027Iran àl\\u0027époque qadjare)和Féreydoun Adamiat (Amir Kabir), Iran Baha?gari, Ahmad Kasravi。這是兩位作者的推測。
[51] 參閱Georges Redard, Fulvio Roiter, La Perse (Iran), Bruxelles, éd. Artis, 1969, p.103 ：“亞曆桑德羅·博薩尼（A. Bausani）將他的教義總結為四點：1.廢止《古蘭經》中關於禱告、齋戒、結婚、離婚、繼承的多項法律和規定（巴布尤其宣揚對婦女的解放和廢除休妻）；2.對《古蘭經》中的教義詞語，如天堂、地獄、死亡、複活等做出了唯心解釋，認為這些詞語暗示的並非物質世界的盡頭，而是預言世界的盡頭；3.建立新的機構團體；4.從教義上著重強調對未來的預言。在某些層麵，巴布的形而上學與伊斯瑪儀派接近。”
[52] 參閱Richard Foltz上文引用著作，第119頁。
[53] 她的真名是紮琳·塔誌，法蒂瑪，歐姆—薩樂美，又稱紮奇荷。要了解這位寫作頌歌和哀歌等詩作的女詩人的生平，請參考Mohamad Hosseyni Nostatollah,Hazrat Tahéreh, Ontario, Canada, 2000（因為這部書中大量的新詞和巴哈伊教派詞彙，閱讀起來並不容易，但它包含了對這一人物評價極其豐富的參考書目）；Abbas Amanat, Ressurection and Renewal. The Making of the Babi Movement 1844—1850, chap. 7?Qurrat al-?Ayn, The Remover of the Vei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Yale University, 1989,p.295—333，很可能是有關這位女詩人生平的最佳文章；Mo?n-ol-din Méhrabi, Ghorat ol-Eyn, la poétesse libérale et nationale de l\\u0027Iran, K?ln (Allemagne), éd. Rouyech, 1989 ；?Khouchéha? az adab va honar Iran?係列年度出版物，其1992年一期的多篇文章都圍繞塔荷蕾；Jane Dieulafoy, L\\u0027Orient sous le voile, t.I, Paris, Phébus, 1990; Yahya Arianpour,Az Saba ta Nima, t.I, p.130—134; M. L. Root, Tahirih the Pure, Los Angeles, Kalimat Press,2000; J. S. Hatcher, A. Hemmat (dir.), The Poetry of Tahirih, Oxford, G. Ronald, 2002; S.Afaqi, ?Tahirih i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Bábí and Bahá\\u0027í Religions, Perspectives on Qurratu\\u0027l-\\u0027Ayn From East and West, Los Angeles, Kalimat Press, 2004; A. Banani (dir.),Tahirih, a Portrait in Poetry等。
[54] 參閱Prince Ali Kadjar上文引用著作，第248頁。我們摘錄他作品中的很多細節，因為他生前（他於2011年逝世）向我們坦言，他收集的都是第一手資料，即從他的家族中收集而來。
[55] 在這些競爭者中，有一位名叫莫勒卡拉（Molkara），他是穆罕默德沙與一個庫爾德女人卡迪潔·貝格姆所生，他曾試圖爭取英國人的支持但沒能達成所願。他從1853年在英國人的保護下生活在巴格達。參閱Prince Ali Kadjar上文引用著作，第263頁。
[56] 根據Prince Ali Kadjar（上文引用著作，第265頁）的記述，“米爾紮·塔吉隨後被升至‘阿塔貝格’的位置，這也是在伊朗僅次於沙王的最高職位”。
[57] “米爾紮”在波斯語中的意思是“文人”。
[58] 坦誌麥特（奧斯曼土耳其語的“重組”）指的是在1839至1876年間奧斯曼帝國的改革時期。然而，這些改革在當時並沒有明顯的收效，得等到1920年代凱末爾帕夏（阿塔圖爾克）上台、帝製被推翻、哈裏發被廢以後，這些改革的成效才顯露出來。
[59] 這位淵博的什葉派人士生活在12世紀。他最重要的著作《馬吉馬巴揚》（Majma\\u0027-al-Bayán）是對《古蘭經》的評論專著。
[60] 參閱Abbas Amanat上文引用著作。
[61] 參閱下文。
[62] 參閱Prince Ali Kadjar上文引用著作，第265—269頁，其中針對阿米爾·卡比爾的敵意十分明顯，並揭露了他們極端暴力的手段。
[63] 巴哈歐拉（生於德黑蘭，1817年—卒於阿卡，1892年）的宗教。對於這些曆史情節，請參閱Fereydun Vahman, 175 Years of Persecution: A History of the Babis and Baba\\u0027is of Iran, Oneworld Publications, Royaume-Uni, 2019; Hippolyte Dreyfus, Essai sur le Baha?sme, son histoire, sa portée sociale, Paris, éd. Ernest Leroux, 1934。
[64] 為國王個人及王室的需要劃撥了一筆專款。
[65] 帕默斯頓子爵亨利·坦普爾，曾是1830至1865年英國政治思想的啟迪者。他的精妙思想包括：“英國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隻有永恒的利益。”
[66] 這一政策將在阿米爾·卡比爾被殺後被廢止，因為毛拉們認為它有悖伊斯蘭教。
[67] 參閱Afsaneh Pourmazaheri, Esfandiar Esfandi, ?Les Qadjars et l\\u0027Europe, quelle interaction?La sociétéiranienne et la lorgnette européenne?,Revue Téhéran, n° 79, juin 2012。
[68] 該大學後來變為德黑蘭大學。其當初位於納綏爾—霍斯魯大街的校舍被完整保留，並用於容納一所大型中學。最近幾年，這座建築被空置廢棄，盡管一些依戀其卡紮爾時代建築風格並希望對其施加保護的人士和團體大聲疾呼，但它很可能終將坍為一堆瓦礫。
[69] 參閱前文第八章第10條注釋，了解“齊米”。
[70] 據說俄國人曾提出讓他在俄國避難，但他拒絕了。
[71] 參閱Prince Ali Kadjar上文引用著作，第270頁：“阿米爾·卡比爾的功勞無可否認，但他的粗暴作風令人們難以喜愛他所宣揚的美德。此外，他嚴厲表麵之下的殘忍天性很快就暴露無遺。他毫不留情地當麵譴責所有人，盡管這些譴責是正當的，卻也出於他的狂妄自負。米爾紮·塔吉汗自視從本質上高人一等。”
[72] 參閱本書作者Yves Bomati et Houchang Nahavandi, Les Grandes Figures de l\\u0027Iran，上文引用著作，第289頁：“阿米爾·卡比爾……的事例很好地揭示了一名懷有遠見卓識的世俗思想家是如何被殺的，以及一個有權有勢的少數派是如何為維護自己可憐的特權而拒絕進入現代化時代的。”
[73] 上文引用著作，第277頁。
[74] 參閱上一節“十四年的停滯”。
[75] 關於巴哈伊教，請參考Hippolyte Dreyfus, Essai sur le baha\\u0027isme, Paris, PUF, 1973;Mouhchat Sobhani Baha\\u0027i,Enseignement pour un nouvel ordre mondial, New York, 1973。
[76] 參閱上文“十四年的停滯”一節。
[77] 參閱C. J. Hurewitz上文引用著作，第305—306頁；Abbas Amanat, Pivot of the Universe: Nasir al-Din Shah Qajar and the Iranian Monarchy, 1831—1896, Berkeley et Los Angeles, 1997, p.225—232 ；Medhi Heravi，上文引用著作，從第131頁開始。
[78] 參閱Jacques Frémeaux, La Question d\\u0027Orient, Paris, Fayard, 2014, chap.3。
[79] 對於這一時期，請參考這些人士中的一位曾寫下的機密公文，後由此人的後代Iradj Amini大使出版：Hadj Mirza Mohamad Khan Madjd-ol-Molk Sinaki, Kachf-ol Gharaéh ya Reisaleh-é-Madjdieh (Clarification des mystères ou le Livre de Madjd-ol-Molk),Téhéran, Abi, 2013。
[80] 曾擔任駐倫敦大使（1874—1889年）和駐羅馬大使（1899—1909年）的馬爾科姆汗是一位亞美尼亞裔的皈依什葉派的伊朗人。他在伊朗的現代化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秉持世俗司法應獨立於教權的思想，隨後支持立憲。波斯語的《法律報》在沙王的準許下於1858年開始每周發行，共出版了52期。馬爾科姆汗同時創建了伊朗的第一個共濟會（法拉穆什·哈內），然而四年後他在沙王的命令下被迫將其關閉（參閱Sarah Mirdamadi, ?La franc-ma?onnerie iranienne après la Révolution et à l\\u0027époque actuelle: les racines d\\u0027un exil?,Revue Téhéran, n° 101, avril 2014）。
[81] 參閱Edward Granville Browne, The Press and Poetry of Modern Persia, Los Angeles,Kalimat Press, 1983, p.16—17。
[82] 參閱Journal de voyage en Europe (1873) du shah de Perse（由Bernadette Salesse從波斯語譯為法語）, Arles, Actes Sud, janvier 2000。
[83] 參閱Prince Ali Kadjar，上文引用著作，第287頁。
[84] 今天，分布於眾多國家的巴哈伊教宣稱在伊朗擁有約八十萬信徒，全世界信徒人數約四百萬至八百萬。它既沒有公眾禮拜也沒有聖禮，並試圖成為其他宗教的綜合體，堅持一種偏向世界主義的言論。這一誕生於伊朗的宗教充滿了波斯哲學家和詩人如魯米、薩迪等人的思想特色。所有派別的穆斯林教會一直以來都視其為一種“被詛咒的邪教”，某種形式的棄教。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巴哈伊教被剝奪了民事和政治權利。
[85] 參閱Hippolyte Dreyfus, Essai sur le Baha?sme, son histoire, sa portée sociale, Paris,Librairie Ernest Leroux, 1934, p.7。
[86] 參閱Tahar Ben Jelloun, Le Terrorisme expliquéànos enfants, Paris, Seuil, 2016。
[87] 參閱Ruznāma-ye ?ā?erāt-e E?temād-al-Sal?ana, Téhéran, 2e éd., 1971.
[88] 參閱Yves Bomati, ?En quoi consistent les richesses de l\\u0027état iranien?, Le Figaro Histoire, n° 37, avril-mai 2018, p.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