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四十三歲的穆紮法爾丁被定立為王儲。作為一個委曲求全、生性平和的人，他雖然治理了阿塞拜疆三十五年，在政治上卻很不成熟。就在穆紮法爾丁掌權的同時，國家再次爆發財政危機，鑒於政府一直入不敷出，這樣的情況在所難免。此外還要加上他父親在世時對英、俄、法欠下的債務。如何在這種條件下讓一個國家煥然一新並且創造財富呢？
這位留著驚人八字須並因此時常見諸漫畫的穆紮法爾丁沙繼續他父親開創的歐洲之旅，以便尋找新的理念。如此，1900年、1902年、1905年，他也三次出訪歐洲。出行時他帶著整個宮廷乘坐專列火車，且揮霍無度，這給這些巡遊帶來了高額費用。在巴黎，他為首次看到的電影拍攝和放映機而著迷，還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它看上去非常有趣。我們讓阿卡斯·巴什將全套必要裝備都買到，再帶回伊朗，在真主保佑下，他將向我們的臣民展示這一切。”於是，穆紮法爾丁沙在歐洲（聖彼得堡、卡羅維發利、巴黎、孔特雷克塞維爾、奧斯坦德、倫敦、羅馬、柏林）的電影和照片成為最早展示中東首腦的珍貴影像資料之一。
這樣的旅行需要再次借貸。鑒於英國當前麵對他的請求有所保留，沙王便派出他的總理大臣（在他父親遇刺後留任原職的阿斯加爾汗）向沙俄提出請求，並在協商後通過俄國貸款和貼現銀行得到了借款。穆紮法爾丁沙在1902年出訪庫爾斯克時，曾表示俄國人與伊朗人之間的友誼天長地久，從而從事實上確認伊朗對其強大鄰國的依賴。
鑒於俄國人已經控製了伊朗海關，總理大臣任命一個親沙俄的比利時人約瑟夫·瑙斯率領一支團隊改革海關行政係統。後者籌備的海關協定向俄國商人提供了一係列優待，導致利益受損的伊朗人發起抗議。1903年，國內又因政府對英國人做出同樣的政策傾斜而出現緊張局勢。伊朗的財政收入如此被一次次攫取。
仿佛這還不夠，穆紮法爾丁沙於1901年很短視地將伊朗石油開采權授予了一名澳大利亞工程師威廉·諾克斯·阿爾西，1908年石油被發現了[1]。沙王這一不慎之舉將為伊朗整個20世紀引來爭端，甚至一個國際間的戰爭借口。
麵對這樣的聯盟或妥協，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國內的文化精英、共濟會成員和一些宗教人士目睹國家的財富（郵政、漁業、海關等）被外國勢力攫取，越來越明確主張沙王不能或不再有能力領會這個嶄新世界的利害關係。他們有時以半秘密的形式聚集在一起，以“文學社團”為名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組織，並呼籲改革政府、創建議會、通過憲法。
人民的生活日益困頓，就連像麵包這樣的必需品也不斷漲價。越來越明目張膽的外國幹涉更激發了民族主義思潮的複興。伊朗當前麵對著一個抉擇——“不是自由與獨立，就是保持獨裁並將不可避免地遭受外部勢力的奴役。[2]”目標本不一致的各個反對派從1904年5月起開始擱置分歧，協調合作。
穆紮法爾丁沙無計可施，他的國庫空虛，又有1900至1903年間欠下的一億法郎的短期債務，而他的日常花銷在他看來都不可削減。他在1905年進行的第三次歐洲之行能否為他紓困呢？他將在旅程中前往距離聖彼得堡25公裏的皇村，以便再次向沙皇尼古拉二世請求借款。但徒勞無果。
空手而歸的他很快就要在1905年12月麵對首次爆發的革命示威。遊行有時會演變成騷亂，比如1906年6月的一次遊行就造成了兩人死亡。示威的人群聚集在各大使領館的花園、清真寺裏，集市關閉，學校停課。在國家停擺的情況下，所有人都等待政權做出改變。
溫厚卻身患疾病的穆紮法爾丁沙不可能對伊朗社會各界積聚的憤怒無動於衷。他感到自己大限將至，於1906年8月5日承諾將實行新政體。伊朗終於得以喘息了。伊朗首部憲法以比利時憲法為範本製定。它的主要起草人是皮爾尼亞兄弟——哈桑·皮爾尼亞（莫奇爾·道萊）和侯賽因·皮爾尼亞（莫塔門·穆勒克），他們二人的父親是沙王的一位較為開明隨和的總理大臣。另一位參與憲法起草的是年輕而淵博的學者穆罕默德—阿裏·福魯吉（佐卡·穆勒克），他們三人都是共濟會成員，且都畢業於同一所政治學院。這所以巴黎政治學院為靈感創建的機構將在數年中為伊朗培養出眾多外交官和政治家。一個名叫艾哈邁德·蓋瓦姆（蓋瓦姆·薩勒坦內）的人將完成憲法的格式編排，手書“賦予人民一部憲法並廢除君權神授的君主專製”這一法令。這四個人物（特別是福魯吉和蓋瓦姆）將在伊朗未來的幾十年中扮演重要角色。
9月9日頒布了《選舉法》，12月30日頒布了確定製憲議會角色的《基本法》。盡管因尿蛋白而難以站立，穆紮法爾丁沙還是執意親自宣讀國王的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