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張廷玉,是乾隆王朝在出現全盛之勢前的最大一個政治行動。處理張廷玉這個事,有一個代表性,就是代表著乾隆整頓朋黨的成功,也代表著乾隆防範體製內的五種力量:後妃、皇族、太監、權臣、朋黨的威脅的最終成功,這就為乾隆王朝出現全盛,創造了條件。
我們提起乾隆,每個人頭腦中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盛世之君。確實,大家都知道,清代有過一個康乾盛世,那麼這個盛世的起點,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因為這一年以前,康熙平定了三藩,這一年又收回了台灣,天下徹底太平。終點是嘉慶四年(1799年),因為這一年乾隆去世,長度是一百一十五年。那麼在這個一百多年的盛世中,有一個公認的全盛時代,那就是從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這二十一年。人們公認,乾隆全盛時代,不光是康乾盛世的頂峰,也是整個中國傳統社會最鼎盛的時代。著名清史學家戴逸先生說,乾隆全盛時代是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最高峰,其盛況遠遠超過漢唐宋明在內的所有王朝。因此我們說,乾隆皇帝在中國曆代皇帝中,統治成績,奪得了第一名。
那麼,為什麼是乾隆而不是其他皇帝奪得了這個第一呢?乾隆全盛之勢的到來,有哪些方麵的原因呢?
我想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點,是我們剛才講的,乾隆有效防範了體製內的五種政治勢力,保證了政治紀律的嚴明,這是我們以前一直重點講述的內容。
第二點,是乾隆打造了一支高效率的官僚隊伍,這是全盛之勢出現的第二個原因,我們以前也講過了。
第三點,則是乾隆本人的勤政。
中國傳統社會,皇帝就是一個國家的心髒和靈魂,他是否勤政,直接關係國家的興衰。
在中國曆朝曆代,絕大多數皇帝上朝,都是要等大臣們來齊了之後,皇帝的大駕才姍姍而來,是大臣等皇帝。可是在乾隆一朝,卻出現了相反的情況。什麼情況呢?皇帝等大臣。因為乾隆太勤快了,每天早上不到五點他就起床了,天還沒亮,他就已經穿戴整齊,把朝珠什麼的都掛好了,坐在那等著上朝,然後一趟趟派太監出去,看看大臣們來齊了沒有。經常是太監們跑出去看了好幾次,大臣們“始雲齊集”,到齊了。這期間,乾隆經常等得不耐煩,也不能總是傻坐著啊,隻好“流連經史,坐以俟之”,東翻西找,看書來打發時間。
所以乾隆皇帝經常發火,在《清高宗實錄》中,乾隆曾經這樣訓斥群臣,說:
“凡朕禦門聽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詢問諸臣會齊集否。數次之後,始雲齊集。即今日亦複如是。”
就是說,我每天啊,天沒亮就起來,等你們來。都是要問好幾次,你們才來齊。今天又是這樣,你們到我這都不著急,你們上班是不是更不上心啊?
乾隆個人的勤政,是乾隆達到全盛的第三點原因。
第四點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乾隆對農業和農民問題的重視。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東德州發生大水。當時,天降大雨,一連下了七個晝夜,城裏城外,一片汪洋。德州城裏的老百姓房子都進水了,隻好扶老攜幼,登上城牆,在城牆上搭些窩棚,在那裏住。住了半個多月,水還沒退,這時候問題來了。什麼問題呢?糧食都吃光了。眼看著幾萬名老百姓都要挨餓了。這可怎麼辦呢?
其實這個時候,德州城裏是有糧食的。在哪呢?在官倉之中。因為山東糧道衙門的官倉設在德州。但是這時候,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員,也就是山東督糧道顏希深,不在城裏,發大水之前他出差在外了。督糧道,是掌管糧食收支的道員,他不在,沒有人敢打開糧倉。為什麼?因為清朝規定,動用官倉的糧食乃是國家大事,一定要由督糧道向上級申請獲得批準之後才能放糧。否則“擅動倉穀”,是一項極大的罪名,事後你不但要丟官,而且你放了多少糧,還要你自己補賠給國家。那誰敢放糧啊!所以城裏其他官員隻能眼睜睜坐在那等著顏希深回來再說。
顏希深家裏,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母,姓何,何太夫人,聽說這種情況,十分生氣。老太太把管官倉的官員叫到家裏,大發脾氣,說:
“此何時也!猶拘泥於常法乎?數十萬災民將成餓殍(piǎo)矣!君等無須憂慮,宜速開倉放賑,如有議處,吾子功名可不必計較,願盡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償。”(陸以恬《冷廬雜識》)
什麼意思呢?就是這都什麼時候了,還顧得上這些嗎?你走完這套程序,幾十萬人都餓死了。你們別怕,快點開倉放糧。如果有什麼處分,我兒子頂著。要是賠錢,我就把我這些家產都變賣了賠,總可以吧?
老太太這麼一說,別的官員也不好再說什麼,於是倉庫管理人員終於打開糧倉,數十萬饑民,就活下來了。
事後,這個消息傳到了省府,山東巡撫非常震驚。他知道“擅動倉穀”,這是蔑視國家體製的嚴重違法行為啊,馬上向乾隆舉報。沒想到,乾隆得知此事後,在奏折上憤然批道:“汝為封疆大吏,有如此賢母良吏,不保舉而反參劾耶?”就是說“有這樣的賢母和好官,巡撫應該舉薦啊,怎麼還能彈劾呢?”乾隆降旨,已動用的倉穀,準許作為正項開銷,無須賠補,並且特別賜給顏母三品封誥。從此,皇帝對顏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顏希深也因此仕途一路通暢,很快做到了督撫的高位。(郭成康《乾隆皇帝全傳》)
正如同對顏氏母子的這個處理一樣,我們說過,乾隆這個人特別精明,凡事都斤斤計較察察為明,但是隻有一點,他對賑災中的跑冒滴漏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難得糊塗”。發生災害時,他寧肯地方官報得嚴重一點,錢花得多一點,也不願意出現老百姓流離失所的現象。因此他多次說“辦賑理宜寧濫勿遺”。
所以我們查檔案,乾隆朝救災,花錢確實是非常大方。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戶部把乾隆即位以來用於救災的錢和前兩任皇帝做了對比。報告說:“雍正十三年(1735年)之間,江南賑項,凡用一百四十三萬,已不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餘萬,米稱是。”(《清高宗實錄》)就是說,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災,共用了一百四十三萬兩,和曆代相比已經很多了。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用了多少呢,已經用了二千四百八十餘萬,糧食也是二千多萬石。這樣一算,乾隆年間,平均每年救災的錢,是雍正年間的十多倍。所以縱向比較中國曆史,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乾隆是傳統社會中救災最為賣力的皇帝。
除了救災最舍得花錢,乾隆還有一個曆史紀錄,那就是他是中國曆史上最慷慨的皇帝。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減免的民眾稅款,在中國曆史上是最多的。我們以前說過,乾隆登上皇位後頭一年,就把雍正年間天下老百姓所欠的農業稅全都免了。在此後六十多年當中,乾隆皇帝多次免收了農民的農業稅。他先後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年(1790年),嘉慶元年(1796年),五次,普免全國錢糧。什麼意思呢?全國老百姓應該交的農業稅,全都不要了,一文錢不要。我們知道,在傳統社會,農業稅是最主要的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所以全都不收了,影響非常大。這五次,一共少收農民白銀一億四千多萬兩,糧食一千二百萬石。再加上局部的減免,據一本研究清史的專著,《清代的國家與社會》一書統計,乾隆一朝所減免的農業稅總數為二億零二百七十五萬兩白銀,毫無疑問,這是中國曆朝之冠。乾隆年間,所減免的農業稅,相當於五年全國的財政總收入。在位六十多年,有整整五年,不收全國人民一分稅錢,這個手筆,在中國古代史上,確實是沒人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