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個時候，到河南暗訪的那個官員觀音保，回來了。
觀音保這個人是乾隆最信任的親信之一。他對乾隆特別忠誠，辦事特別周密。所以聽到他回來，乾隆趕緊讓他進屋。
幾十天不見，觀音保的模樣乾隆簡直都認不出來了，瘦了一大圈，渾身上下都是塵土。
觀音保搶步上前，給乾隆請了個安，說：“皇上，夏邑之災，並非尋常水災，而是百年不遇的大災！”
觀音保彙報說，夏邑遭災已經連續兩年了，由於多年重災，縣城裏遍地都是乞丐，城門外到處都是屍體。全縣物價奇高，隻有人價極低，滿大街都是賣兒賣女的。為了證明自己的調查結果，觀音保還特意在災區買了兩個孩子。
“哦？還買了兩個孩子？花了多少錢？”乾隆問。
“四百八十文。”
那時的四百八十文約合現在多少錢呢？九十六元人民幣，就是說一個孩子四十八塊錢，這個錢，今天也就買兩個豬蹄。乾隆還以為自己聽錯了：“什麼？四百八十文？兩個孩子加在一起嗎？”
觀音保說，“對啊”，說著，從身上掏出一張紙，呈給乾隆，乾隆接過來一看，是一張賣身契，價錢寫得清清楚楚。
乾隆看完了，臉色沉了下來，半天沒有言語。看來，彭家屏和三個老百姓反映的情況是千真萬確，夏邑縣的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確實膽大妄為，欺君罔上。水災重到如此程度，圖勒炳阿居然對他一字未提，漠視民命，罪不可綰（wǎn）。
那麼在正常情況下，乾隆會馬上降旨，把孫默和圖勒炳阿奪官罷職，投入監獄。但是乾隆暫時並沒有這樣做。乾隆坐在那沉吟良久，半天說不出話。這是為什麼呢？
單純從這個案子來說，處理起來很簡單。但是乾隆是一個政治家，是大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他處理每一個問題，都要從全國大局這個角度來考慮。把孫默和圖勒炳阿罷官很容易，但是乾隆擔心，這樣的話，會形成一個不好的示範效應。什麼示範效應呢？就是幾個普通老百姓，一找皇帝反映情況，就把堂堂的一省巡撫給扳倒了。這個事如果傳開，各地都來效法，怎麼辦？此時雖當盛世極峰，但是乾隆心裏清楚，國家發展中已經出現了很多嚴重的問題，特別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後，大清社會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動蕩，以下犯上的事層出不窮，所以他必須謹慎地處理這件事，避免為動蕩局勢火上澆油。
那麼，為什麼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後，大清社會出現了動蕩呢？
我們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左右，大清登上了盛世極峰。然而，事情總是有正反兩麵，極盛中，醞釀著衰落的原因。什麼原因呢，就是人口壓力。人口迅速增長，是清朝盛世的最主要表現，但也是後來衰落的最直接的原因。人口的增長是幾何式的，乾隆朝人口，後期比初期翻了一倍，達到將近三個億，這在中國古代曆史上是從來沒出現過的。但是，糧食產量的增長卻是有極限的，在傳統農業生產條件下，糧食增長的速度，遠遠趕不上人口增長。我們在前麵講過一個數據，乾隆朝的糧食總產量，創了曆史之最，達到二千多億斤，這個數字是漢朝的五倍，唐朝的三倍，非常厲害。但是與此同時，清代的人均糧食產量，卻滑到了曆史最低值。曆代人均糧食產量是多少呢，秦漢是985斤，隋唐是988斤，宋代是1457斤，明代是1192斤，而乾隆年間是多少呢，780斤。（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這說明什麼？說明人口太多了，再高的總產量一平均就沒了。
所以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後，大清王朝出現的主要矛盾，就是人多地少，土地資源越來越稀缺。因為人多地少，地主就不斷提高地租。乾隆初年，四川瀘州的一塊耕地，每年向地主交租是多少呢？八石五鬥。僅僅過了四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二十四石，四年翻了將近三倍。湖北黃岡的一塊耕地，原本收租三石，兩年後，租價就上升到了六石，兩年翻了兩倍。（郭成康《乾隆皇帝全傳》）
這樣，就出現很多問題，比如地租太高，佃戶交不起，怎麼辦？就拒絕交租。那地主也不幹啊，於是就不可避免出現衝突。而且這種衝突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民間就出現了什麼鐵尺會、烏龍會等等會，佃戶們加入這些會，聯合起來跟地主鬥爭。比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的佃農杜正祈等人“結無賴子數十人，屢與田主構難。人給一鐵尺，號鐵尺會”（《清高宗實錄》）。就是說，他們幾十個人，組成了一個鐵尺會，入會的人，每人發一把鐵尺，表示一起行動，不交地租。各地這些會，越來越多。
事情還不止於此。因為底層農民越來越窮，所以雖然乾隆經常減免租稅，普免錢糧，我們說乾隆一朝一共五次普免全國錢糧，但事實上，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交不起國家的賦稅。乾隆十二年（1747年），河南羅山縣的農民，因為交不起賦稅，“刁徒七八百人挾有草束，前來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錢糧，不許差役催追舊欠”（郭成康《乾隆皇帝全傳》）。就是說，這個縣裏七八百個窮人一起，一人手拿一束幹草，跑到縣衙裏，把草扔在地上。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你們收皇糧收得太多，我們交不上，我們不種地了，讓地裏長草吧！這種事，很多省都出現過。
這些現象，在乾隆中期是越來越多。應該說，這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因為經濟發展，必然導致經濟衝突日益增多，這一方麵當然是壞事，從另一方麵看，卻是社會文明發展的一個難得的契機。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西方很多國家的近代化，就是在人口壓力和社會衝突中這樣發展起來的。比如1381年，英國曆史上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當時英國也是因為人多地少，大量的農民離開家鄉外出打工。但是雇主拚命壓低工資，打工農民的收入多年不能增長，就起來鬧事，英國國會就頒布了一個《勞工立法》，禁止勞動者通過鬧事的方式漲工資。這下農民不幹了，所以1381年，農民在泥瓦匠瓦特·泰勒的帶領下開始起義，他們拿著砍刀、木棍，到處襲擊莊園和官邸。雖然起義最後被鎮壓，但是這次起義卻基本達到了自己的目標。國王理查二世向農民們低頭，取消了《勞工立法》，打工農民的工資水平大幅增長。這就推動了更多農民離開土地，從而推動了英國的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所以事實上，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導致的社會衝突，正是推動歐洲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主要動力。
因此，人多地少，對乾隆來說，既是問題，也是機會。他正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第一，從經濟上，開放采礦業、工商業、外貿業、發展服務業，吸納大量勞動力，促進經濟升級換代。第二，在社會上，允許農民通過一定方式組織起來，與地主協商租價，讓地主不能過度剝削，這樣，既促進了社會自治的發展，又可以限製貧富分化，穩定清朝的統治。
但是，乾隆皇帝卻完全沒有這樣的思維。
我們說過，乾隆這個人，特別聰明，在中國皇帝裏算得上特別雄才大略。但是，他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他雖然身處中國從古代向近代的轉折期，但是他的思維方式完全是傳統的，受的教育完全是傳統的。我們說過，乾隆的政治經驗和智慧，完全來自傳統史書。他采取的所有治理手段，都是古已有之。就是說，他的思維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所以麵對社會動蕩的苗頭，乾隆采取了兩手措施。第一手，為了解決人多地少的矛盾，乾隆想盡了一切辦法，減免稅賦、推廣良種，大量興修水利，鼓勵農民開荒。把傳統農業的生產潛力挖掘到最大。第二手，傳統型政治思維，決定了乾隆對民間社會的動蕩，隻能采取一種方式，那就是強力壓製的方式，從嚴控製。我們說乾隆愛民，愛的是“良民”，對於那些所謂不守本分敢於鬧事的“刁民”，乾隆是視如仇敵的。麵對各地風起雲湧的動蕩事件，乾隆的態度就是一個，堅決壓製。乾隆規定，嚴禁民間聚眾鬧事，如果鬧事的人多至四十人以上，那麼“不分首從，即行正法”，所有的人，一律處死。為什麼呢？這是為了防微杜漸，防止事情變得更不可收拾，變成對王朝的嚴重威脅。所以他一再告誡地方官員，必須在“群情洶湧之初”，“擒首惡以儆餘凶”。（《清高宗實錄》）就是在事情一露頭的時候，就狠狠打擊，絕不能手軟。這是乾隆的一貫思維。
比如乾隆六年（1741年），戶部寶泉局——寶泉就是銅錢，寶泉局也就相當於今天國家印鈔廠——出了一件事。當時廠內兩千多名工人，因反對工頭剋扣他們工資，一起停爐罷工，不再鑄錢了。乾隆一聽，馬上要求大臣們嚴厲鎮壓。他怕大臣們不敢動手，下旨說：“此等刁民，即槍傷一二何妨。”（《清高宗實錄》）就是說，對這樣的刁民，可以打死一兩個，沒有什麼大的妨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