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朝柱這個人很富於民間智慧，那麼為了進一步擴大信眾範圍呢，馬朝柱想出了許多計策。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他偷偷從外地定做了一柄造型很奇特的銅劍，劍身很長，劍上還刻著字，說是天命真人馬朝柱，然後悄悄把它藏到一個山洞裏，第二天，他召集眾人，說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到神仙賜了自己一把神劍，可以斬妖除魔。這個夢到底靈不靈呢？我們大家找找看！於是他帶著眾人跑到山裏，果然在山洞裏找到了這把劍。大家一看，這個人看來是有天命啊，從此更崇拜他了，願意跟著他做大事。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又對大家宣稱，他從上天獲得了一把神奇的撐天扇，用這個扇，“能行雲霧中，三時可抵西洋。並稱西洋不日起事，興複明朝”（《清高宗實錄》）。就是說，他打著這把扇子，三個時辰就能飛到西洋，比今天我們坐波音飛機到歐洲還快，他要聯合西洋人，一起複興明朝。這些裝神弄鬼的把戲十分成功，眾人紛紛交給他銀錢，記名入夥，說將來成事了，大家都有官當。
當然，因為這些騙術太隨意太簡單，所以戲法也有玩露了的時候。為了獎勵一些手下，馬朝柱曾派人到外地製作了許多“蟒袍”和“冠帶”，分賜自己手下的“官員”，說是西洋之主從空中降下來的。這些“官員”興衝衝領了“蟒袍”回去仔細一看，這哪是什麼上天降下來的，分明是戲班裏唱戲用的行頭，有的上麵還夾著小布條，寫著裁縫和戲班的名字。這一失誤讓馬朝柱多年的努力幾乎破產。為了挽回影響，馬朝柱又宣稱西洋之主從雲霧中傳來詔書，下降到武漢黃鶴樓，給大家都封了官。他派人去武漢，果然從黃鶴樓裏取出了百餘道詔書，大講起事後的光輝前景，而且還給每個人都封了具體的官位，這才穩住了人心。
聽到這些情節，可能有的人會懷疑，你說的這些可信嗎？乾隆時代的老百姓那麼好騙嗎？我們要說，這些事千真萬確。一般來說，我們今天的大部分人當然不會相信這些說法，但是在當時，可不一樣。我們曆史讀多些，就會發現，中國古代社會底層一些百姓的知識素養和分辨能力，不能估計過高。學者程歗（xiào）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古代“農民屬於低度文化、淺層思維的社會群體”（《晚清鄉土意識》）。他們比較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可以輕易相信他們的領袖具有神通，“刀槍不入”“撒豆成兵”，也很容易被一些所謂“心懷不軌”的人所利用，充當炮灰，成為起事的主力。
總之，經過這樣長時間的準備，馬朝柱已經在全國各地發展了大量信徒，並且已經約同湖北、安徽、河南、四川等地的信徒，設立了四將軍、八太宰之類的職位，準備共同起事。不巧消息泄露，地方官率兵人山搜捕，査抄出軍械三百餘件，製造火藥的原料硝磺好幾百斤，捕獲起義骨幹共二百餘人。乾隆一看這個彙報，如果不是地方官僥幸事先破獲此案，很可能一場規模巨大席卷數省的反清起義一兩年後就要掀起。因此不禁出了一身冷汗。那麼這還不是孤案，就在馬朝柱案偵破後不久，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又破獲一起謀反案，福建漳州的秀才蔡榮祖與道士馮珩（héng）一起，也做皇帝夢，共謀起兵，要建立“大寧國”，同樣是因為事機不密而被提前破獲。
那麼為什麼進入乾隆中期，出現了這麼多的謀反案呢？這些案件的發生，說明乾隆中期開始，在人口的壓力下，社會越來越動蕩。
因此，到了乾隆中期以後，如何防止社會動蕩，成了乾隆政治思維的新重心。從乾隆十三年（1748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我們稱之為乾隆統治的中期。在這個時期，乾隆的政治思路，就是從各個方麵，加強控製，把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更加嚴厲地看管起來。我們講他打擊朋黨，這是從嚴控製官僚體係。與此同時，製造這些針對底層文人的大案，其實是他加強對底層社會控製的一個表現。
那麼有人要問了，乾隆殺一些底層文人，警告其他讀書人要安分守己，這多少還能看出一點邏輯關係。但是，他為什麼要連瘋子都殺呢？一個瘋子，對他能有什麼真正的威脅呢？
我們應該看到，乾隆這樣做，固然是表現出了一個統治者的過度防禦，但背後仍然可以看出乾隆的策略考慮。對乾隆來說，殺掉這個瘋子，是一種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處理方法，第一，這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個別心懷不軌者裝瘋賣傻，逃過法網。第二，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製造恐怖，恫嚇“愚民”，“務必重處，以儆其餘”，使那些正常人越發不敢犯法。因此他才會下令將丁文彬當眾淩遲。底層民眾的幾條性命，在他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什麼錢的。
因為以上我們講的這些案子都與文字有關。所以一般曆史學家也把這些案子，統統都稱為文字獄。但是顯而易見，乾隆朝的文字獄與以前朝代有很大不同。
中國古代以前的文字獄，受處理的主要是士大夫階層。據郭成康、林鐵鈞之《清代文字獄》一書統計，康熙、雍正兩朝文字之獄大約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紳、名士，也就是上層社會人物的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間觸犯文網者，則多數是下層文人以及普通百姓。在大約一百三十起文字之獄中，下層文人，也就是童生、秀才這些低級功名的獲得者，占近四十起，平民百姓占五十多起，二者合計，占乾隆朝文字之獄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這些底層的職業五花八門，其中有什麼裱糊店老板、酒店老板、有教書先生、算命先生、江湖郎中，有菜農、裁縫、轎夫，有無業遊民、和尚、瘋子，等等等等。這個現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個朝代的文字之獄所從未發生過的。這些離奇的案件，反映出乾隆中期之後，他把防範和打擊的重心從官僚體係內轉向了社會底層。
因此乾隆朝這些離奇案件，在血淋淋的案情背後，反映出的是乾隆皇帝對社會大動蕩的恐懼心理。麵對人口壓力導致的諸種社會問題，他偏執地選擇了高壓控製這一條對策。他認為，隻要把這些犯上作亂的“苗頭”一一消滅於萌芽之中，大清王朝就會長治久安，太平萬年。而事實證明，乾隆的這一做法治標不治本，不但在他晚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而且在乾隆故去五十年後，正是四次科舉沒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沉重打擊了大清王朝。
不過身處曆史當中的乾隆當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種做法其實很荒謬的，他固執地認為，要想長治久安，就隻能這麼做。我們說乾隆皇帝的性格中並不缺乏善良的一麵。雍正帝在遺詔中就特別強調乾隆這個人“秉性仁慈，居心孝友”。雍正甚至一度懷疑乾隆太仁柔，可能缺乏一個傳統統治者必需的殺氣。但事實證明雍正看錯了，乾隆不是一個普通人，他的本質是一個政治動物。他一生為人行事，一舉一動，都是圍繞著“建立大清王朝萬代永固之基”這個大局出發。為了這個大局，他可以柔如絲，也可以堅如鋼，可以最仁慈，也可以最殘忍。
那麼，采取了這些措施之後，乾隆仍然沒有放心。他仍然在日夜提心吊膽尋找自己統治的漏洞。比如，以前提過的彭家屏私藏野史案就反映出，留在民間的那些野史、反清檄文等，還有很多。這些東西，顯然不利於大清的統治，那麼，怎麼辦呢？乾隆心中形成了一個可怕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