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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以武開基，用文致治”，文化繁榮，是一個盛世的必要條件。那麼，乾隆朝在文化方麵做得怎麼樣呢？
應該說，成績也是空前絕後。根據相關資料統計，乾隆年間，官修大型圖書達到一百二十餘種。什麼叫官修呢？就是由政府組織編寫，比如從唐代以後，曆朝國史都是官修的。官修之書，集全國之力，寫出來的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大部頭的典籍。一般的皇帝，在位期間能修個三種五種，就已經很了不起了。雄才大略的康熙、雍正兩朝，修書的數量在中國曆史上都是名列前茅的，那麼這兩朝加在一起修了多少種呢，也才三十多種。而乾隆一朝就修了一百二十多種，而且其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書籍，你比如《清文鑒》《大清一統誌》《續通典》《大清會典》《石渠寶笈》等，都是中國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書籍。
當然，在這一百二十種書當中，最重要的，最廣為人知的，是《四庫全書》。“四庫”，是指經、史、子、集這四類，“全書”，是指收入這部叢書中的書，都是全本抄錄的。因此所謂《四庫全書》，意思就是說，把中國曆史上所有的重要的文化典籍，都按經史子集這四類彙集整理到一部叢書之中。這部叢書，確實是一部空前絕後的大書。怎麼個空前絕後法呢？首先，它部頭最大。在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大型綜合性叢書，宋代有《太平禦覽》《冊府元龜》，部頭多大呢？各一千卷。明朝的《永樂大典》，非常厲害了，二萬二千卷。而《四庫全書》呢，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近八萬卷，字數是多少呢？八億字。那麼，這麼大的一部書，多長時間能讀完呢？我們今天一般人的閱讀速度，是一天十萬字，這是指讀淺顯的白話文。那麼，《四庫全書》中沒收白話文小說，它的內容都是嚴肅深奧的典籍，我們一天能讀三萬字就不錯了。按這個速度算一下，一個人要讀完它，需要七十三年的時間，也就是說。差不多整整一生，規模如此之大的書，曆史上從來沒有過。除了部頭大，更重要的是它完整地保存了中國曆史上主要的文化典籍。它保存了三千五百種重要的文化典籍，另外還有存目的六千七百種。
那麼，乾隆皇帝怎麼想起來要編這樣一部“曠世”叢書呢？有人說，那還不簡單嗎？為了宣揚自己的文治成績唄！其實，事情並非這麼簡單。乾隆編這部書，動機是非常複雜的，既有光明正大的一麵，又有非常隱秘的一麵。非常隱秘的一麵是什麼呢？讓我們先從一個案件講起。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的一天，江西新昌縣衙的大門前，出現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中年人，他腋下挾著一本厚厚的大書，前來告狀。
這個中年人叫王瀧（Ing）南，在當地很有名。有什麼名呢？他是新昌縣著名的“光棍”，就是地痞流氓。平日是橫行鄉裏，做了不少壞事。他挾著的那本書呢，叫《字貫》，是當地鄉間的一位舉人，叫王錫侯，編的一本字典。
為什麼拿著一本字典來告狀呢？王瀧南告訴縣令說，這本字典寫得十分“狂妄悖逆”。
新昌縣令和這個王瀧南沒少打交道，知道他是個光棍，也知道他和舉人王錫侯一直有矛盾，所以對他很警惕。縣令接過字典，粗粗翻了一遍，沒發現什麼問題。縣令問：“這不過是一本普通的字典，有什麼悖逆之處？”
王瀧南跪行幾步，上前指著這本書的序：“請看這幾句。”
縣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錫侯在字典的《自序》中提到了他編這本字典的動機，什麼動機呢，是因為《康熙字典》的檢索方式，不太方便，所以他編了一本新字典。他說：“《康熙字典》所收四萬六千字有奇，學者查此字遺彼字，每每苦於找遍全書，掩卷而仍茫然。”（《清代文字獄檔》）意思就是說，《康熙字典》排序，字與字之間沒有聯係，查起來很不方便。他的這部《字貫》，最大的創新是把字按字的意思排序，把同義字或者近義字排在一起，這樣就方便查找了。
縣令聽了王瀧南的解釋，仍然沒明白：“這有何悖逆？”
王瀧南急赤白臉地說：“《康熙字典》乃是聖祖康熙皇帝禦製，王錫侯竟然膽敢指斥聖祖皇帝所編字典不如他的好，這不是大逆是什麼？”
縣令一聽，差點沒氣笑了：“哦，原來如此！你這不是雞蛋裏挑骨頭嗎？”
不過這話一出口，縣令突然意識到這句話不妥。因為他知道，當今皇帝對任何有反清苗頭的文字都很重視。自己別因為這件事惹上什麼麻煩。想到這，縣令眼睛一轉，對王瀧南說：“不過既然你這麼說，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給你報到巡撫大人處吧。”
過了幾天，案子的卷宗就報到了江西巡撫衙門。巡撫海成也覺得這算不上什麼大案。王錫侯說的這幾句話，你往輕了說，什麼事都不算，往重了說，頂多算得上有點“狂妄”吧，怎麼能稱“悖逆”？不過事關文字，還是慎重點好，寧重勿輕。所以他寫了一份彙報，說這事雖然說不上“悖逆”，但王錫侯這句話畢竟語氣有點狂妄，建議將王錫侯的舉人頭銜革去，當否，請皇帝批示。
海成覺得自己這樣處理，夠小心謹慎的了。他哪裏想得到，這樣一道奏折差一點要了他的親命。
奏折加上樣書以六百裏加急的速度送到了乾隆皇帝那。乾隆拿起這本字典，讀了讀序文，感覺所謂“悖逆之處”確實也沒什麼了不起。他漫不經心接著往下翻，一頁一頁往下看，讀到第十頁，乾隆突然發現了問題。什麼問題呢？
原來在第十頁上，出現了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名字。作者王錫侯為了讓讀者明白什麼叫“避諱”，把康熙、雍正、乾隆三個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燁”“胤禎”和“弘曆”這六個字寫了出來，提醒讀者，寫文章時遇到這六個字，一定不能寫全，或者少寫一個筆畫，或者改用其他字。比如“胤禎”二字，你就可以寫作“允正”。
王錫侯這本是一片好心，但是乾隆皇帝卻非常生氣。在傳統社會，尊長的名字是不許直接叫出來也不能直接寫出來的。所以你看《紅樓夢》中，林黛玉的母親叫賈敏，林黛玉讀書，遇到“敏”字的時候，一定要念成“密”字，寫這個“敏”字，也一定要少一筆，就是這個原因。美國人可以直接管他的老爹叫什麼湯姆或者彼得，但是在過去的中國，兒子直呼老子的名字，那是大逆不道的行為。所以乾隆說，你王錫侯名義上是提醒別人，可是你自己把這六個字完完整整地寫在字典裏，這不是明知故犯嗎？乾隆大動肝火，提筆在巡撫海成的奏折上批道：“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清代文字獄檔》）接著又在批複中大罵海成，說《字貫》中的這個“大逆”開卷即見，海成竟然說“無悖逆之詞\\\"，可見工作是多麼不認真，對皇帝是多麼不忠愛。皇帝傳諭給海成，罵他“雙眼無珠”，罵他“天良盡昧”，又命他將逆犯王錫侯迅速押解進京，交刑部嚴審。就這樣，王錫侯《字貫》案一下子升級為欽辦的特大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