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乾隆的反應實在是有點過度了。在傳統社會，犯“諱”其實是難免的事，因為生活中需要避諱的字太多了，爸爸的名字，爺爺的名字，大爺的名字，嶽父的名字，太多了，誰都有可能不小心犯個一兩次。剛即位的時候，乾隆皇帝對這個事還曾經專門降旨聲明：“避名之說，乃文字末節，朕向來不以為然。”就是說，觸犯避諱，不是什麼大事，我不在乎。表現得很開明。所以，地痞流氓王瀧南雖然千方百計要陷害王錫侯，卻沒有想到拿這個犯忌諱的事做文章。那麼，乾隆為什麼偏偏要大動肝火，抓住這個小小的問題上綱上線呢？這說來話長。乾隆這樣的政治家，心思是非常之深的，他的一舉一動，包括看起來非常偶然的一次發火，那都不是一時衝動，背後都有他的政治考慮。他之所以要借這個事朝海成發火，與官修《四庫全書》以及由此引發的獻書、查書運動有關。
我們說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清帝國登上了盛世的頂峰。朝野各屆都歡呼稱頌，讚揚乾隆皇帝的英明偉大。不過，難得的是在這樣的順境下，乾隆皇帝並沒有飄飄然。《易經》說“無平不陂（pō），無往不複”，就是說，凡事達到頂點，就必然向相反的方向轉換。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後，乾隆就一再提醒自己，絕不能出現任何鬆懈思想。越是順利的時候，越要振作精神。乾隆知道，保持盛世要難於創造盛世，你隻有用“爭”的心態來“保”，才能真正“保”住勝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經取得的成績推在一邊，希望從頭開始，尋找自己統治中的漏洞，防止大清由盛轉衰。
那麼，大清天下還有什麼漏洞呢？我們不是說過，乾隆幾乎把曆史上所有威脅皇權的傳統勢力都清除掉了嗎？但是通過我們以前講過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私藏野史案，乾隆發現了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雖然到乾隆中期，大清王朝已經建立一百多年了，民間社會還有許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還有吳三桂的反清檄文。這說明，老百姓的反清複明意識並沒有徹底根除，這對清王朝是一個極大的隱患。怎麼辦呢？乾隆想到了修書。
因此，宣布國家進入“極盛”以後，乾隆提出要大規模整理曆史文獻。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旨說，為了大興文治，他立意修撰一部史上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來囊括中國有史以來的所有文化成果。
那麼，修《四庫全書》，就要搜集天下所有古籍。因此乾隆先搞了一次大規模的征集古籍活動。他專門派人到各省，懸賞重金，搜集民間藏書。為了防止人們怕“犯忌諱”而不敢獻書，乾隆特意在諭旨中說：“文人著書立說，原不妨兼收並蓄。即或字義觸礙，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清高宗實錄》）意思是文人學士寫書，豈能每個字都正確，即使有點違礙之處，你們也不必害怕，大膽向我進獻吧，我不會怪罪你們！
聖旨一下，一年多時間，全國各地一共向皇帝獻了一萬三千五百部藏書。
乾隆一看各地獻書如此踴躍，自然十分興奮。他把這些書拿過來，一一翻閱。然而讀了幾天，乾隆卻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什麼問題呢？這一萬多種書中，居然沒有一本稍稍有點反清傾向的。這顯然不正常啊。乾隆很生氣，下旨指責各地官員說：“各省進到遺書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pòu）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清高宗實錄》）就是說，你們弄到一萬多本書，竟然沒有一本有問題的。這種情況難道正常嗎？
進獻的書沒有問題，乾隆應該高興才對，為什麼反而大動肝火呢？原來，乾隆編《四庫全書》，有兩個目的，一方麵是想借此大興文治；另一方麵呢，還有一個隱秘的想法。那就是想借這個機會，調查一下“違礙書籍”在民間到底有多少。可是這一萬多本書中，居然沒有一字違礙，很顯然，老百姓不敢把犯禁的那些書獻出來。
既然這個辦法沒有達到目的，乾隆也就不再隱瞞他的意圖了。在開始修《四庫全書》的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他直接命令各地大員，“再令誠妥之員前往藏書之家明白傳諭，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即速交出”（《清高宗實錄》）。就是說，要派可靠能幹的人，到那些藏書多的人家去查禁書，一定要讓他們把不法書籍交出來。
然而，查書工作進展得十分緩慢。對於這種容易給自己惹麻煩的事，各地官員是能拖就拖，能躲就躲，很不積極。因此乾隆皇帝非常鬱悶，所以他一直尋找機會，想製造一個響動，給全國官員敲個警鍾。王錫侯案，正好撞在了這個槍口上。
當然，說起來，這個案子完全是一起冤案。《字貫》的作者王錫侯是個老實巴交的讀書人，並沒有任何惡意。王錫侯這個人窮苦出身，三十八歲考中舉人後，連續九次會試都落第了。到這一年已經是六十五歲的老頭了。奮鬥一生，騰達無望，又不會做其他生計，沒有生活來源。當時據抄家的地方官彙報，王錫侯家十多口人，而全部家產，把鍋碗瓢盆、小豬母雞統統計算在內，不過六十幾兩銀子，是個非常貧寒的人家。（《清代文字獄檔》）於是他費了好幾年的時間，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寫了這本《字貫》，打算出版賣錢。沒想到沒賺到錢，卻惹來殺身大禍。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王錫侯被押解到北京，刑部比照“大逆”律判決王錫侯淩遲處死。淩遲當然很慘了，乾隆當然心知王錫侯冤枉，自己隻是要拿他祭旗，所以大開宏恩，從寬改為斬立決。他的幾個兒子和加上年滿十六歲的孫子一共七個人，斬監候，秋後處決。妻子兒媳及年齡未滿十六歲之孫子，都賞給功臣之家為奴。
王錫侯夠冤枉的了，比王錫侯更冤枉的其實是江西巡撫海成。海成是個旗人，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對“文字之案”向來十分積極。乾隆禁書令一下，他就查到了好幾十本禁書，本來在全國算是查書成績比較突出的。但是因為這個《字貫》案，乾隆對他窮究不舍，命刑部嚴判，最後給他判了個斬監候，就是死緩。乾隆下旨，坦率地說，他拿海成開刀，給他判得這麼重，就是為了給大家一個教訓，“使封疆大臣喪良負恩者戒”。乾隆在上諭中說：
“各省地方務須時刻留心省查，倘所屬內或有不法書籍刊布流傳，即行稟報督撫，嚴拿重治。”（《清高宗實錄》）就是說，各地官員你們一定要留心查訪，如果遇到有不法書籍，一定立刻上報，從嚴處理。
乾隆的這個恐怖手段果然達到了目的。“《字貫》案”有力地推動了全國各地的禁書運動。各地官員放下手頭其他工作，把禁書當作當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來抓。浙江巡撫三寶，就把全省的教職人員都分派回各自老家，讓他們深入各自的親戚家裏，“因親及友，細加訪詢檢查”，到親戚家借串門的名義，一家家暗訪，進一家，就說，我呢愛看書，看看你們家有什麼藏書。這樣，親戚們自然就沒有防備心理了。而且三寶還說，誰查到的禁書多，就升誰的官：“將來即以繳書之多寡為補用名次先後。”（《軍機處奏折》）在三寶的啟發下，各省官員也都命令下屬深入老百姓家裏，甚至跑到窮鄉僻壤的農民家中，逐戶搜查。整個大清王朝幾乎被掀了個底朝天。
每天都有大量的書籍被送到北京。送到北京怎麼辦呢？燒毀。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開始，紫禁城武英殿前就樹起了一個巨大的字紙爐，不分晝夜地焚燒禁書。
那麼，乾隆燒了多少書呢？史載乾隆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liè）”（章太炎《哀焚書》）。就是說，他修了一部《四庫全書》，又燒了一部《四庫全書》。吳晗因此說“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除了焚毀書籍，乾隆還係統地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毀，因為明代檔案記載了很多不利於他們滿族形象的事情。現在估計有一千萬份明代檔案，被銷毀了。
燒了這麼多書，乾隆還不放心。乾隆認為，不論官員工作多麼過細，也不可能把所有有反清傾向的書都查出來。最好是讓老百姓自己主動悄悄地銷毀家中的藏書，並且以後再也不敢傳播這樣的書。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乾隆皇帝蓄意製造了好幾起冤案。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一個叫蔡嘉樹的江蘇揚州人，跑到官府，指控他同鄉的一位已經去世的詩人徐述夔所著的一部詩集《一柱樓詩》“大逆”。
蔡嘉樹與我們剛講到的王瀧南一樣，也是一個鄉間無賴，徐述夔已經死了，蔡嘉樹想要霸占徐述夔家的十幾畝田地，與徐述夔的孫子徐食田打了多年的官司。一看皇帝在查禁書，而且處理得這樣重，他就腦筋一轉，舉報徐述夔詩集中有“忌諱之詞”。
蔡嘉樹為什麼說這本詩集有“忌諱之詞”呢，因為其中有這樣一句詩，叫做“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清代文字獄檔》）。翮就是翅膀，意思是說，明天早上我要振起翅膀，展翅高飛，離開這個城市。這句詩，其實並沒有任何不妥之處。然而，案件上報到乾隆那，乾隆卻說，這句詩很反動。乾隆說：“此句乃“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顯寓欲複興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極。”（《清代文字獄檔》）就是說，不應該讀明朝（zho），應該讀明朝（cho）。徐述夔想要複興明朝，要幹掉清朝的首都，所以叫一舉去清都。所以，這是非常之大逆不道。因此此案的處理結果也是十分嚴酷的：徐述夔和他的兒子都已經死去多年了，開棺戮屍，梟首示眾。他的孫子徐食田等五人被判斬監候，家產則全部沒收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