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乾隆皇帝對那副對聯高抬貴手，從此停止製造文字冤案，也就可以理解了。已經殺了那麼多人，燒了那麼多書，他覺得可以罷手了。
第三個變化，是從積極進取、謙虛謹慎，變成了驕傲自滿、自鳴得意。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正好七十虛歲。中國有句古話，人生七十古來稀。所以七十歲是一個標誌性的年紀，標誌著一個人徹底步入老年，這一生也基本可以蓋棺論定了。所以以前不怎麼過生日的乾隆，對自己七十歲的生日非常重視。他在生日的時候，不但給自己鐫刻了一方“古稀天子之寶”的玉璽，還寫了一篇叫做《古稀說》的文章。對自己的一生，做了一個總結。
這篇總結是怎麼說的呢？乾隆對自己的功業，是怎麼判斷的呢？乾隆說：
三代以下，為天子而壽登古稀者，才得六人。至乎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雖非大當，可謂小康……
意思是說，中國自秦始皇以來，兩千年間，活到了七十歲的皇帝不過才六個人。這六個人中呢，漢武帝晚年犯了很大錯誤，梁武帝不得善終活活餓死，唐明皇李隆基時爆發了安史之亂，宋高宗則偏安一方，無力收複故土，因此都算不上什麼偉大的皇帝。隻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人物。不過他們武功有餘，文治不足，統治上還是有缺陷。隻有乾隆一朝，從方方麵麵看，都超越了前古，領土最廣，向大清表示臣服的國家最多，老百姓的生活最安定。雖然稱不上大同，但已經可以稱得上小康。
而且曆代傳統政治中的那些重大弊端，都不存在了：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
就是說，強大的地方分裂勢力、敵國外患、權臣、外戚、後宮、太監、奸臣、小人，在我乾隆一朝都已經消滅。
“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賜乎。”所以我乾隆，不光活到了古稀之年，而且我的統治成績，確實也是“古來稀有”，這是上天保佑的結果。
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乾隆的誌得意滿。如果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登上盛世頂峰後，乾隆並沒有懈怠，而是再接再厲完善自己統治的話，那麼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乾隆終於認為，自己的統治已經盡善盡美，可以大大地鬆一口氣了。所以我們分析乾隆的行事作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後，是一個關鍵的變化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前，他總是不停地尋找自己統治的漏洞，打個比方，就好比在體育比賽中，他是用爭冠軍的心態來保冠軍。但是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的心態發生了明顯變化，他認為自己的曆史地位已經徹底奠定，自己的統治已經找不到什麼缺點了。所以心態就變成保了。
第四點變化，與我們剛剛說的心理變化有關。就是生活上從節製，到過度。有一句話說，氣可鼓而不可泄。進取之心一旦衰退，享樂的欲望就會湧上心頭。
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前，乾隆皇帝雖然也很講究生活品位，喜歡收藏，但是他的生活享受，基本上沒有超過康熙和雍正立下的規矩。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國務上的。但是從乾隆四十多年開始，乾隆越來越沉溺於享受生活，越來越癡迷收集奢侈品。身體的種種變化，提醒乾隆，人生已經接近尾聲。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再不抓緊時間享受一下，就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說，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後，乾隆的統治方針發生了一次的重大轉變。總體上來說，政治上從嚴轉寬，生活上由儉入奢。
那麼乾隆個人心態和性格的變化，僅僅影響了他自己嗎？當然不是。乾隆個人心態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對清朝的政治、對全國的局勢，甚至對整個中國曆史的走向，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分析中國傳統政體時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在中國，因為皇帝控製著一切，所以皇帝就是整個國家的靈魂。隻有皇帝這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的‘靈魂’”存在，國家才能向上，進取。假如皇帝懈怠了，精力不再集中了，那麼這個國家，就如同一個人沒了靈魂了。“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那麼，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黑格爾《曆史研究》）
黑格爾的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確實，在傳統集權政治中，皇帝就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所以官僚體係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延伸。皇帝如果十二分勤奮，官僚體係也許會達到八分的勤奮。但是，如果皇帝有三分懈怠，到官僚體係那兒，就會擴大到九分。所以中國古代傳統政治的一個規律就是，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可以使整個國家麵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那麼乾隆心態的變化，對大清官僚體係，就產生了如下的影響。
第一是懶。乾隆晚年，懶惰之風在乾隆朝官場上迅速蔓延。乾隆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動挑起矛盾。不擾民，不生事，不要你們再有什麼大的成績，保持現在這個樣子就很好了。既然皇帝喜歡清靜，那麼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乾隆四十五年之後，興起了一股懶政風。官員們遇到公事，層層推倭，一層一層向下轉批。總督和巡撫轉批給司員和道員，司員和道員轉批給知州知縣，層層拖延，誰都不著急。
比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縣發生了一件搶劫案。一群一痞流氓搶劫了附近一個富有的寡婦家，寡婦認出了搶劫者是誰，當即報官。此案證據確鑿，情節清楚，很容易處理。可是當時的縣令卻懶得審理，將嫌犯取保了事。後麵相繼接任的四任縣令在十年內“均不嚴究”，這樣一個小小案件，換了五任地方官，還沒有結案。乾隆聽說後，也不禁大為惱火，說：“足見湖北吏治廢弛已極。”（《清高宗實錄》）
第二是軟。除了懶，乾隆朝後期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是軟。乾隆晚年，心態越來越仁慈，對官員越來越寬容，對於那些貪汙的官員，也經常拖著不處理。有的大臣被革職十多次，卻還仍然上班領工資。皇帝既然崇尚寬仁，不願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於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乾隆聖訓》）。就是不管什麼性質的案件，都從寬處理。更有甚者，連搶劫這樣的重案也“多所遷就，致凶頑不知懲創”（《乾隆上諭檔》），讓凶手得不到處理。
這樣一來，政府對社會底層的控製力就大大減弱了，社會治安越來越差，社會動蕩不可避免再度抬頭。這是後來白蓮教起義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我們以後還會講。
第三是官場上送禮之風的興起。
我們說，送禮，是中國古代官場上痼疾之一。乾隆剛即位，就明確規定，官場之上，不得以送“土特產”的名義給上級送禮。由於乾隆一直抓得很緊，所以在他統治中前期，送禮風基本刹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