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派出使團和中國人談什麼呢？談怎麼擴大外貿關係。英國人迫切需要和中國增加貿易量。因為過去的一百年，是英國經濟發展特別迅速的一百年。從1698年至1775年，英國的進口商品增長了百分之五百，出口商品增長了百分之六百。特別是從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兩年（雍正十一年）開始，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英國的紡織品、鋼鐵產品及其他工業製成品質量迅速提高，行銷全世界。但是，這些東西到中國，卻賣不動了。英國從中國進口增長是很快的，短短五十年間，英國從中國進口的茶葉增長了三倍。但是出口卻沒什麼變化，除了賣給清朝皇室幾座自鳴鍾之類外，英國本土出產的東西，卻很少能在中國打開銷路。
因此，當時來到廣東的英國商船，船上隻有百分之十是貨物，另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銀子。英國人隻能用現金來買中國的茶葉。中英貿易發展非常不平衡。
那麼，在全世界都受歡迎的英國工業品，為什麼在中國打不開銷路呢？英國人認為，是清朝的貿易體製，給了英國商人太多的束縛。
那麼，清朝英國商人要受到哪些束縛呢？
清代對外商的束縛主要有三個方麵。
第一方麵，生活上非常不方便。
清代實行一口通商，全國隻有廣州一個城市可以接待外商。外商每年，隻有在貿易季節，就是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才可以待在廣州。另外半年，他們或者回國，或者待在澳門，不許停留在廣州。而且待在廣州期間，不能攜帶家屬。
在廣州，他們也不能住到廣州城內，隻準住在城外一條叫“十三行街”的街裏頭。這條“十三行街”兩頭都派人把守，禁止外國人隨意出入。外國人隻能在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次，由清方組織，外出到指定地方參觀學習一次。平時就得在街裏老老實實幹熬著。
而且外商出門，隻能步行，不許坐轎，以示他們社會地位低人一等。特別是清政府嚴禁他們同普通中國人交往，特別是不許外國人學漢語。中國人要是敢於教外國人讀書，那是死罪。比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兩廣總督李侍堯發現一個叫洪任輝的英國商人，不聽清政府的命令，擅自到寧波去做買賣，抓起來一查，這個英國人不光會說漢語而且還會讀漢字。李侍堯大吃一驚，當成一個大案要案來查，最後發現是一個叫劉亞匾的中國人教他漢語。於是李侍堯最後，以“教授夷人讀書”罪，把劉亞匾砍了頭，把洪任輝關了三年，期滿驅逐出境。所以後來直到嘉慶年間，英國傳教士馬禮遜來到廣州，想找個中國人學習漢語，還要把棉被蒙在窗子上，擋住燈光，來保護他的中文教師。這是生活方麵的諸多限製。
除了生活方麵，更大的不方便是外貿體製方麵。
清朝政府不但沒有外交部，也沒有專門管理外貿事務的政府機關，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貿事務，都委托由“十三行”這個民間機構進行管理。
那麼什麼是“十三行”呢？所謂“十三行”，是清朝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國商人，專門負責與外國人做生意。外國商人到了中國後，所有的貨物都隻能先賣給十三行，由十三行再去轉賣。不管這十三行給的價格多低，你都得賣他們。采購所有東西，都必須經過十三行，不管他們給的價格多高。如果他們在中國遇到什麼困難，也不得直接找清朝政府反映，隻能通過“十三行”提出請求。外商居住廣州，一舉一動都要接受十三行的管理。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有一個英國商人感覺在廣州生活太受氣了，自己偷偷跑進廣州城，想直接找地方官員反映情況，結果地方官不由分說，把他捆起來，送回來，交給十三行處理。所以十三行就成了一個半官半商的不倫不類的機構，經常欺負外商。
與此同時，廣州海關還經常對外國商人敲詐勒索。
我們剛剛說過，清朝政府不屑於與外商發生關係。不過，清朝官員對外商帶來的銀子卻非常感興趣。清代的廣州海關是眾所周知的肥缺，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貪汙腐敗，非常厲害。外國商船到了廣州後，要想靠岸，每條船就要交給各級官員以下禮金：
官禮銀六百兩；
通事禮銀一百兩；
管事家人丈量開艙禮銀四十八兩，小包四兩；
庫房規禮銀一百二十兩，貼寫十兩，小包四兩；
稿房規禮銀一百一十二兩，掌按貼寫四兩，小包二兩八錢；
單房規禮銀二十四兩，貼寫二兩，小包一兩；
船房丈量規禮銀二十四兩，小包一兩。
總巡館丈量樓梯銀六錢，又規銀一兩；
……
（海關監督尤拔世所訂《粵海關改正歸公規例冊》）
這些錢，加一起，總計一千九百五十兩白銀。
清朝的廣州海關為什麼敢這麼明目張膽地勒索外商呢？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剛說過的，外商不得直接與清朝政府發生聯係，必須通過十三行，這實際上就取消了外商反映問題的權利。所以外商在清朝海關官員眼中就成了一個個待宰的肥羊，無論他們怎麼樣痛宰，都無法發出聲音。
說到這，可能有人比較奇怪。清政府為什麼把外商管成這樣呢？
這裏麵有兩方麵的原因。一個是自古以來的輕商觀念所致。古人認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類之末，官員直接出麵與外商打交道，就失了天朝上國的體麵。
另一個更根本的原因是清代的外貿體製，不是為了發展經濟，而是為了政治目的。所以清政府一方麵與外國開展貿易，另一方麵，很重視“華夷之防”，要把外貿規模控製在最少限度之內，以免給自己的鐵打江山添任何麻煩。
清政府的這種對外防範心態在當年的“紅溪事件”中表現得很明顯。乾隆五年（1727年），在印尼發生了荷蘭殖民者屠殺巴達維亞，也就是今天的雅加達中國華僑的“紅溪事件”。那一年九月，荷蘭士兵瘋狂屠殺巴達維亞華僑，縱火焚毀華僑住宅，搶劫華僑財物，大屠殺持續了半個多月，殺死了一萬多名無辜華僑。鮮血把巴達維亞城的所有溪流都染得通紅，所以人們把這次慘絕人寰的屠殺事件稱為“紅溪之役”。
第二年，福建巡撫把這個事報告給了朝廷，請示朝廷怎麼處理。那麼乾隆皇帝是什麼態度呢？
乾隆下了一道聖旨，說：“內地違旨不聽召回，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清高宗實錄》）就是說，這些華僑本來都是在國內不安分的人，他們違法私自出洋，本來就是應該被處分的，所以在國外被屠殺是自找倒黴，我不管。
所以，清政府對外一貫是這種態度，因此才從嚴控製商業，以免影響國內穩定。然而，這種想法，與英國的國力崛起形成極大反差。
在這個背景下，英國政府決定向中國派出使團。英國人認為，乾隆皇帝是一位偉大的東方君主，因此應該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也許這麼多年來他一直被廣州海關所欺騙。一旦了解了真相，英明的乾隆皇帝應該會下令改革外貿體製。
所以英國此次遣使的第一個目的，是請求清政府改革外貿體製。
第二個目的，英國期望能勸說乾隆皇帝開辟更多新的更方便的港口來進行貿易，比如開放珠山、寧波和天津。
第三個目的，如果前兩項要求都能順利達到的話，他們還打算蹬鼻子上臉，再提出一個更過分的要求：請清政府像當初明朝把澳門給了葡萄牙一樣，也給英國人一個小島，讓英國商人堆放貨物，並長年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