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這個詞是怎麼來的呢？是英語opium一詞的音譯。我們一般一聽到鴉片，就想到鴉片戰爭。其實，早在唐代，中國人就已經接觸到這種藥品。當時有一個中國高僧叫義淨，跑到印度去取經，同時就帶回了鴉片，所以中國人用鴉片的曆史是很古老的。不過，在清代中期以前，鴉片從來沒有成為一種危害，因為清中期以前，人們主要用它來做藥材。
不過從雍正年間起，用鴉片槍燒鴉片的吸法從東南亞傳入中國，這種吸法很容易讓人上癮，鴉片就變成毒品了。所以早在雍正年間，已經出現鴉片煙館了，雍正皇帝也曾經頒布聖旨，禁止人們吸食鴉片。不過，由於當時鴉片進口量很小，所以並沒有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鴉片真正成為一個嚴重威脅，恰恰就是在乾隆年間。乾隆初年，英國人偷偷把印度的鴉片販運到了廣州。他們在印度買一箱鴉片，花二百五十印幣，而運到廣州，就能賣一千六百印幣，一賺就是六倍。英國人喜出望外，終於發現了從中國換回銀子的方法。
所以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起，英國人在印度執行了一項罪惡的計劃，就是在印度大麵積種植鴉片，然後賣到中國。當然，乾隆對英國人的這個計劃是一無所知。
不過，乾隆皇帝還是感覺到了鴉片貿易的不正常發展。因為從乾隆中期開始，社會上吸食鴉片的人越來越多。事實上，英國使團的成員一到大清帝國，也立刻發現了這一點。
巴羅在書中這樣描述乾隆晚年鴉片的流行程度：“上流社會的人在家裏沉溺於抽鴉片。廣州道在他最近頒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鴉片的種種害處，……可是，這位廣州道台每天都從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鴉片。”（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吸食鴉片的人
當然，對這種坑人的買賣，英國人也心存忐忑。英同人也不全是天生的惡棍，一開始，他們把這樁罪惡的生意當成病急亂投醫的救急措施，並沒有打算長期進行下去。他們還是寄希望於馬戛爾尼出使成功，打開中國市場，就可以用正常的貿易來換回白銀。但是馬戛爾尼出使失敗，使他們這一希望破滅了。東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幹脆又進一步擴大了在印度的鴉片種植。據統計，1775—1797年，中國平均每年走私進口的鴉片數量是一千八百一十四箱。而1798—1799年，也就是馬戛爾尼訪華失敗幾年之後，鴉片貿易數量迅速增長到每年四千一百一十三箱，增長了一倍還要多。
這樣一來，中英貿易，就從以前的順差一下子變成了逆差，白銀大量從中國流向英國。到鴉片戰爭前夕，大清帝國每年的白銀流出量至少達一千萬兩，也就是大清政府每年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都跑掉了。在這種情況下，道光皇帝如果不禁煙，大清財政就垮掉了。一禁煙，沒想到英國人卻發動了鴉片戰爭。
所以這是馬戛爾尼訪華失敗和後來鴉片戰爭的另一重關係。
除了這三大方麵以外，這次英國人出使，還為後來的鴉片戰爭，埋下了一個直接的伏筆。
在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過程中，有一個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當東。
1840年4月7日，也就是鴉片戰爭爆發的大約兩個月前，英國的下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的議題就是要不要發動鴉片戰爭，要不要侵略中國。雙方勢均力敵，不讚同出兵的人還稍占上風。後來，一位叫小斯當東的議員打破了這種平衡。在他發言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人們聽得異常認真，小斯當東以果斷的口吻說，通過他對中國統治者性格的了解，隻有戰爭才能打開中國的市場。“我很了解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對這民族統治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談判的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阿蘭·佩雷菲特《兩個世界的撞擊》）
小斯當東的發言對議員們的決定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發言結朿後，進行投票，主戰派二百七十一票，反戰派二百六十二票，隻有九票之差。也就是說，沒有小斯當東這篇發言，也許鴉片戰爭就不會在那個時候爆發了。
那麼，這個小斯當東是個什麼人物呢？為什麼他的話這麼有威信呢？說起來有意思，他就是當時馬戛爾尼使團中的副使斯當東的兒子。他也跟著父親訪問了中國，而且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那天，十二歲的小斯當東還負責為特使提鬥篷的後沿，因此也見到了乾隆皇帝，而且和乾隆還用中文聊過天。
乾隆與小斯當東
原來在這次旅行的過程中，小斯當東閑來無事，學起了中文。小孩子的學習語言的能力很強，學了很多中國話，所以在覲見乾隆的時候，和珅向乾隆介紹，說這個英吉利的小家夥會說中國話。乾隆聽了很高興，把小斯當東叫到麵前，和他聊了好幾句，完事還賞了小斯當東一個荷包。小斯當東感到很榮幸，這個荷包後來他一直保存著。
這次中國之行奠定了小斯當東一生事業的基礎，也奠定了他對大清帝國的反感情緒。回到英國後，小斯當東繼續刻苦學習中文，成了一個中國通。這樣一個人在對華事務當中當然最有發言權。所以他的講話，得到了其他英國議員的重視，也改變了曆史的走向。
最後一個伏筆，馬戛爾尼訪華時提出的要求，和後來鴉片戰爭後英國人提出的要求，幾乎一模一樣。換句話說，英國人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跪著乞求乾隆而沒有得到的東西，後來他們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通過戰爭，一條不少地得到了。我們拿《南京條約》，和馬戛爾尼要求乾隆皇帝內容一對比，就會發現，幾乎完全一致。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提出希望中國增加通商口岸的數量；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南京條約》規定，開放五個城市為通商口岸。
馬戛爾尼要求清政府指定一個小島給英國人使用，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
馬戛爾尼要求清政府改革外貿體製，結束十三行的壟斷。而《南京條約》取消了十三行。
馬戛爾尼要求清政府公開固定的關稅稅率，不要濫收其他費用。而《南京條約》規定，關稅固定，關稅之外，不再有任何加派。
馬戛爾尼要求改善英國商人在華待遇這一點，也在《南京條約》中得到體現。《南京條約》中說，大清皇帝“格外施恩”，恩允英國人來大清經商時可以攜帶自己妻子。這一條在諸多條款中，是唯一一條道光皇帝主動同意的條款。這是為什麼呢？原來負責談判的清朝官員耆（qí）英對道光皇帝解釋說，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許外國人攜著家眷住在廣州，這一規定確實有弊端。因為外國人之所以難於控製，正是因為他們在中國沒有家庭的溫暖，脾氣比較暴。如果允許英國人在中國可以帶著老婆一塊住，那麼他們就會聽話得多，因為“英夷重女輕男，夫製於婦，是俯順其請，即以暗柔其性”（《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六冊）。說英國重女輕男，家裏都是女人說了算，所以可以用婦女的溫柔約束英國男人的性格，以後就好打交道了。這番高論令道光皇帝拍案叫絕，立馬就批準了。
總之，乾隆處理英使訪華事件的失誤，為後來的鴉片戰爭全麵埋下了伏筆。如果鴉片戰爭在乾隆晚年打響，結果也許不會有太大的不同，因為晚年的乾隆，過於保守，又沉迷於物質享樂，失去了反思能力，和青年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了。
那麼，到了晚年，乾隆就麵臨著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怎麼選擇繼承人。乾隆皇帝選擇接班人也經曆了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他曾經多次秘密立儲，最後到了晚年，才選中了嘉慶。選中了之後，他做了清代曆史上其他皇帝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那就是生前就把皇位傳給了兒子。那麼他為什麼要在生前傳位，傳位後他的生活又是什麼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