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又稱“外家”、“戚畹”，乃帝王的母族、妻族一脈。若是外戚安分守己，作為帝王的親戚，自能享盡榮華富貴。可惜，曆數千年中華曆史，偏偏是外戚的野心最為膨脹，甚至遠遠超過亂臣賊子，其幹政乃至篡權的現象時有發生，叫帝王之家頭痛不已。
發生外戚幹政事件，尤以漢代為甚，確切地說是東漢。大多數史學家認為，東漢外戚幹政頗多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小皇帝多，一個是尚書台的設置。
幼帝登基，難以親政，似乎是曆史的慣例。當然，也不乏康熙皇帝這樣的異類，因為他碰上了沒有強烈野心的外戚，加之自身心性早熟，且擁有治世的莫大勇氣。但東漢就不一樣了。
東漢幼帝多，根子還在秦始皇那。嬴政確立皇位繼承製之後，希望子孫統治萬世，雖然秦國未能昌盛千年，但嫡係繼承帝位的規矩卻被漢代完全吸收。因此，一旦遭逢皇帝英年早逝，其子嗣不管多麼年幼，都要繼承皇位。雖然西漢時期的帝王大多中年以後亡故，但到了東漢卻連續遭遇幾代皇帝三十餘歲駕崩的情況，其幼子繼承皇位，後宮的勢力便不可遏止地膨脹起來。
後宮女性不能直接幹政，自然是通過扶持本家的勢力來掌握政權。然而在漢代，外戚不隻是有後宮勢力可以依靠，他們還有一個突出的優勢，便是大多為有功之臣。東漢的外戚，主要有“馬、竇、鄧、梁”四大家族。東漢明帝的馬皇後，是功臣馬援的女兒；章帝的竇皇後，是功臣竇融的曾孫女；和帝的鄧皇後，是功臣鄧禹的孫女；順帝的梁皇後，是功臣梁統的後代。四大家族既是功臣又是外戚，封地廣大，勢力雄厚，真如豪強慢慢地蠶食東漢的江山。
皇帝年幼隻是外戚幹政的原因之一，另有一個重要因素便是光武帝劉秀遺留的曆史問題——尚書台的設立。光武帝劉秀在南方建立政權之後，為了穩固皇權，遏製相權，雖然保留了過去的宰相“三公”之職，即司徒（丞相）、太尉、司空（禦史大夫），卻將三公的實權抽走，徒留地位和俸祿，而設置名為“台閣”的尚書台掌握實權，由自己直接指揮。
最早的尚書是相對外部朝廷的內部朝閣，由皇帝統管，相當於機要秘書的工作單位。漢武帝劉徹在位時期，尚書被私下稱為“內朝”，與三公九卿的“外朝”相對應，沒有什麼實質的執政權。但是，光武帝卻將尚書機構的地位抬高至超過“外朝”的地步。雖然尚書台內的官員品階不高，但比“外朝”中人更有權力。很快，這樣的弊端就凸現出來。一旦皇帝早逝，幼帝登基，便無力掌控尚書台。自然，掌管尚書台的“重任”就落到後宮、外戚的手裏。
光武帝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做法，就這樣令東漢江山一點點落入他人手中。而外戚專權的直接後果，便是宦官權力的膨脹。因為幼帝唯有後宮宦官近侍可以依靠，長大後宦官幫助皇帝奪回皇權有功，受到土地、俸祿上的巨額封賞，勢力便迅速擴大，甚至超過外戚。東漢末年的“十常侍之亂”，便是由此引起。
在以後的朝代當中，雖有外戚幹政現象，但與東漢相比，實在是望塵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