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日，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霍爾布魯克在《華盛頓郵報》上就中美關係發表一篇文章，其觀點和主張引起廣泛注意。霍爾布魯克認為，中美之間的三個聯合公報已不能完全適應新的形勢，因此現在就應該著手談判和簽署第四個聯合公報，以使雙邊關係得到更新。
霍爾布魯克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善於通過外交斡旋和談判來處理國際糾紛。1995年，他主導了關於波黑問題的和平談判，最終達成的《戴頓和平協議》使其名聲大噪，他也因此連續五次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不少人認為，假若現在的總統是戈爾，那麼，霍爾布魯克一定就是國務卿。
霍爾布魯克之所以就中美關係提出自己的見解，是因為他自己也是中美關係的行家裏手。早在1977年，他就被卡特總統任命為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親自參與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工作。他現在是美中協會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理事。
這篇文章題為《對華關係的定位時刻》（A Defining Moment With China）。作者首先把中美關係分為三個階段。他認為，從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一直到1989年，是雙邊關係的第一階段；從1989年開始到去年的“911”事件，是第二階段；自此往後，中美關係便進入第三個階段。
上述“三段論”的最大特點，就是把中美兩國發生的重大事件作為分水嶺。這種劃分法自有其合理性，大致上能反映出兩國關係迄今為止的演變進程。但是，這種大刀闊斧式的劃分又顯得粗糙和簡單化，因為它忽略了對雙邊關係更具實質內涵、更具深遠影響的政策性事態。其中，鄧小平時代的內外政策向西方傾斜、江澤民時代明顯把西方作為借鑒目標的重大社會變革，都是直接影響中美關係的重大因素。
這種粗獷的手法，是霍爾布魯克一貫的外交風格。他可能並不十分在意如何更準確地劃分，而隻在乎如何使自己的主張顯得更具說服力。他把“911”事件作為中美關係進入第三階段的標誌，目的就是為了順勢引導出自己的核心論點，那就是：中美談判和簽署第四個聯合公報的時機到了。可是，這並不現實。
中美之間現有的三個聯合公報，是規範兩國關係的基本框架。這三個公報是：1972年2月尼克鬆訪華期間發表的上海公報；1978年12月兩國宣布建交時發表的公報；1982年8月17日雙方就美國對台軍售問題簽署的“八一七公報”。
霍爾布魯克認為，上述三個公報簽署以來，至今已經過去了幾十年。在這段時間裏，中國和世界局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包括冷戰結束、台灣成為民主政體、香港回歸中國、中國入世等。對這些事件所導致的新形勢，上述三個公報的起草者們都未能預見。
為了進一步論證簽署第四個公報的必要性，霍爾布魯克在文中著重強調了兩個看法：一、北京和華盛頓的戰略利益再次出現了交彙點。他認為，如同蘇聯曾經是中美兩國的共同敵人一樣，恐怖主義現在已經成為兩國共同的戰略對手；二、簽署第四份公報有利於台灣海峽局勢，能夠幫助台灣與大陸展開建設性對話。
作為民主黨資深的外交智囊，霍爾布魯克觀察中美關係的視野很開闊。他過去提出的一些建設性的看法，特別是反對布什政府向台灣出售先進武器的忠告，都曾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視。美國輿論曾經說，隻要他一開口，別人就會靜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