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來自社會文化方麵的因素
一個人的社會文化背景，既可影響他對個人心理問題的認識，又可進一步影響他尋求心理谘詢的行動。
同樣的心理症狀，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認識評價。比如幻覺，在我們看來是不正常的，甚至可能是嚴重精神疾病的表現，可在一些非洲人的眼中，幻覺是常見的，沒有什麼不正常的。
我國文化中有一種明顯的身體化傾向。在漢語中，本來要描述人的心理活動或現象，用的卻是由“身”或“體”字組成的詞，比如，“身受”“身價”、“身世”、“修身”、“省身”“人身攻擊”、“身敗名裂”，“體會”、“體驗”、“體諒”、“體貼”、“體麵”，等等。語言是思想的載體，這說明我國文化中，確實有重視身體的傳統。於是，人們容易讓“心病”跑到身體上，也就是容易出現所謂的“軀體化”現象。比如，神經症病人往往以身體不適為主訴，疑病症患者更是這樣。就反映了這種文化傾向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也許，我們的祖輩生存條件太差，不得不首先重視自己的身體，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今天，雖然許多人生存條件好轉了，卻仍然難以擺脫重體輕心文化傳統的影響。因此，心理問題和情緒困擾往往不被看成健康問題，也就更不會想到要進行心理谘詢了。
在我國，人們遇到了心理困擾，選擇進行心理調節渠道的一般次序，先是自我調節，再是與家人親友交流，最後才是尋求專業幫助。所以如此，與我們的社會文化環境有重要的關係。
其一，我國的傳統世俗觀念中，人們對精神疾病的歧視和偏見，導致人們對心理困擾也懷有很深的偏見，認為進行接受心理谘詢是不光彩的。身體有病，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別人，並且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別人的照顧。如果是心理“有病”了，得到的多半是歧視、誤解、嫌棄，甚至是嘲弄。於是，即使心理困擾已經很嚴重了，也還是跑醫院，看了西醫看中醫，而不願意接受心理谘詢。
其二，我國傳統文化強調群體取向，而忽視個人價值，漠視個人的權利。與此相關聯的是，個人的隱私權也往往不被尊重。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人們就有更強的自我防禦心理，不願輕易對別人吐露自己內心的秘密。於是，也就不願意接受心理谘詢了。即使選擇了心理谘詢，也會顧慮重重。因此，當我們麵對求詢者的時候，應該充分理解求詢者的顧慮，耐心地疏導。
其三，由於傳統文化的影響，對來自西方的心理谘詢方法有某種排斥心理。比如，在我國傳統文化中，人們缺乏自主性，而有較大的服從性。於是，在心理谘詢中，也喜歡得到谘詢師的權威指導，希望谘詢師拿主意。這種情況下，如果機械地搬用一些西方的谘詢方法，比如“求詢者中心療法”，機械地強調求詢者自己解決問題，求詢者就可能不買帳了。雖然，我們需要堅持自助性原則，最大限度的激發求詢者的自助意識，我們也要考慮到國情特點，免得把人們擋在心理谘詢室的門外。
我們相信，隨著我國社會文化的不斷進步，隨著我國心理谘詢業的發展，會有越來越多需要進行心理谘詢的人，走到心理谘詢師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