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離成都七十七公裏處的彭州白鹿鎮書院村，曾經有一組極為古樸優美的西洋建築，是於1908年完工的領報修院（SEMINARIUM ANNUNTIATIONIS）。汶川地震中，它被嚴重毀壞，聽說成了廢墟。但不要緊，我對一切廢墟著迷，一如平岡正明說的，“風景的極致是廢墟”。
可惜如今，連廢墟都不見了，政府將廢墟夷為平地就地重建，明顯意圖要開發為旅遊區。我去的時候，工地正在熱火朝天地攪拌水泥、混凝土，趕工期。那套粗劣模仿的山寨版本，醜得叫人心碎。
我見過領報修院原來的照片：一座大大的四合院兒，坐西向東，正堂、南北耳房和西樓皆拱廊立柱，灰黑屋瓦；照片拍攝時，原建築已經荒廢多年，台階上已長滿了雜草，白色的教堂被青苔和霪雨舔成了黛色，頂上長出了灌木，像老人的須發。它靜靜寂寂地站在半山腰：一百年就這麼過去了。它好像是站得太累了似的，汶川大地震那一瞬間，突然坐了下去，就這麼沒有了——距離它的誕生，剛好一百年。
我去遲了，未能見到它屹立的樣子。我以為還能見著些許殘垣斷壁的，憑著對廢墟的偏愛，固執前往。正好又是雨天，整個上山的路泥濘得幾乎沒法走，深一腳淺一腳地爬上去，一看，儼然已是現代化的工地：當地政府正在原地完全重建這座曆史建築，已接近完工階段，大模樣都有了，可是太新了，新得讓人失望。
我站在那兒想，即便是在今天，那地方也算是在山區鄉下，路途遙遠而交通不便。如此規模宏大的神學院和教堂，在一百年前，憑一個外國傳教士，是怎麼建起來的？
回來找資料，“……據《白鹿鄉誌》和《彭縣誌》記載，1860年，成都教區主教洪廣化來白鹿時結識了鹹豐初年由廣漢遷至白鹿的朱元璋後裔朱益淳，並洽談把白鹿作為傳教基地。1865年，購朱建虎的院宅修建天主堂……光緒九年（1884年），成都主教杜昂派穀布蘭到白鹿重修備修院，落成後定名‘無玷書院’……其後又在白鹿河源頭的三河店修建一所經堂。1895年動工興建‘中修院’，1908年竣工，曆時十三年，定名‘領報書院’（俗稱‘上書院’）；1932年，中修院改為神哲學院……為培養全川神職人員的重要場所，即傳教士的大學……”
一百年時間裏，教堂和書院曆經幾次劫數——泥石流也好，風吹日曬也好——漸漸磨出了歲月應有的樣子：該消失的消失了，該留下的留下了。我去的時候已是震後五周年，嶄新的大馬路一直通到鎮上，路上一輛車都沒有。冬日的南方雨後，雲山茫茫，草木黯然。想象著它還存在時的樣子，該有多美——世間萬物，熬不過去的，歲月磨滅它；熬過去了的，歲月反倒裝飾了它。
汶川地震發生的時候我在北方，對這事件沒有什麼直觀感觸；電視裏的報道隻是平麵圖像，傷亡隻是數字，心裏沒有災難的具象。可是後來我漸漸發現，四川人，尤其是成都人，已經在後來形成了一個描述時間的習慣，說起一個事兒，隻說“地震前……”、“地震後……”，比如，“那房子是地震前買的”、“我跟他是地震後分手的”。事件已經成為了紀年方式，在每個人的生命紀年表中，深深地刻下了一筆。我想，這大約就是廢墟的力量，它提醒著曾經的偉大與浮華如此不堪一擊，提醒著，曆史是怎樣默不作聲地站在我們身邊，像個隱形人，最終卻將悄悄吞沒我們。
古董和廢墟一樣，貴在時間賦予的意義。古董能被收藏，能被據為己有，但廢墟不能。它或許能容你觀瞻，容你感慨，但它永遠孤獨，永遠安靜，像一隻沉默的罐子，密封著一肚子的故事，守口如瓶——好比地壇還是一座廢墟的時候，它能容得下一個被命運擊昏了頭的輪椅青年在其中徘徊了又徘徊，母親在他的車轍後找尋了又找尋……那個輪椅青年最終寫下《我與地壇》，看的人都落了淚，但廢墟還是那個沉默的罐子，藏著你的心事，不悲不喜，好似已慣看人世冷暖。廢墟就像一個不離不棄的普通朋友，在人春風得意的時候，鮮有被理會，從不被想起；而當淪落漂泊時，廢墟隨時可以提供慰藉，好似和廢墟的命運比起來，再大的痛苦都能獲得安慰。
剛好王家衛的《一代宗師》正在上映，我想起電影裏，宮二先生淡淡的臉，輕聲說：“武學千年，煙消雲散的事兒，我們還見得少麼。”我不覺得自己是什麼有閱曆的人，可這一場地震，叫我竟也見過了滄海桑田，煙消雲散。
奈何人間又少了一座廢墟，又少了一筆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