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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日子處久了，心裏掖著很多話，又不知怎麼說起，如盲人摸著一堵牆，半天找不到門，於是還是不說了，就待在屋子裏吧。
三月底的下午，我發高燒，請假沒去上班，吃了藥躺在床上。外麵刮大風，窗戶關不嚴，給吹得撲棱棱作響直發抖。我頭重如鉛，似睡未睡，聽到房間外一陣收拾東西的響動，而後又靜了。過了一會兒，哥過來遲疑地敲了敲門。我說，進來。
他進來，看看我，說，好點沒？
我坐起身來，有氣無力：差不多吧。
他垂目，含糊地說，那，我就走了。
你一路小心，到了報平安。我說。
哥默默轉身出去，把門帶上了。末了，客廳那邊傳來兩層鐵門開了又合的聲音，之後就死寂了。
他走了之後，我在撲棱棱的風聲中昏睡，時而又醒來，一身熱烘烘的汗，迷糊一陣，不知不覺又入夢。夢見外婆家的院子，那口小小的井，在下雪天被掩埋，沒有人知道那下麵是一口井。醒來時我覺得我的心，也像那一小塊兒雪地，藏著一口無人知曉的井。
到了夜裏，平義回來了，給我端了一碗羊肉泡饃，扶我起來吃。那時已經是夜裏九點半。他被雨淋了，頭發顯得油膩而濡濕，領子肩上一塊塊深色的水跡。我伸手掂掂他衣服，說，都濕了，怎麼不打傘。他說，這不是兩隻手都給你端著湯麼。
平義一邊喂我一邊說，對不起，回來得晚，路上太堵了。
我一邊搖著頭，吹湯，一邊就著他的勺子就開始吃，餓極了。
平義問，你哥他走啦？
我說，嗯，下午走的。
平義看著我吃，說，你一天沒起床了，吃完下來活動吧，洗漱一下。
起床走到廁所去，才看到隔壁的房間徹底空了，門開著。像一個滿是故事，卻張口結舌的頭顱。
斧子也回來了，坐在他的沙發床上上網。他睡的是客廳，沙發床上沒有被褥，隻放著一條睡袋。漂在北京這些年，租房換房搬來搬去太煩了，睡袋方便，裹起來就可以走。他每天回來，上上網，往睡袋裏一鑽就睡，好像可以一直這麼下去，直到睡袋變成屍袋。
我對斧子說，我哥今天下午走了，新房客還沒來，你就睡他的房間吧。
斧子臉都沒有抬起來，盯著電腦，說，不用了，沒事，我就睡這兒。
轉天燒退了，我又開始上班。像以往那樣，買兩個包子，清晨去趕地鐵，要等上一兩趟才能擠上去。車廂裏用不著抓扶手，也抓不到扶手，背貼背卡在人堆裏，前後左右都是人頭人臉，麵色皆沉黯，懼於互相麵對，要麼閉目養神，要麼把目光挑向放廣告的電視屏。
生活像一條黑色大河，人溺了水，不由分說被裹挾著帶走，流向無數個明天。明天依舊致密而貧瘠，所幸我差不多沒空去感受，也無心感受了。
哥走之後的第四天晚上，我做夢，竟然夢到童年時見到的伊斯蘭殯禮——夢境沒有對現實有絲毫的篡改，隻是一場置身處地的回憶：死者是我的回民同學的父親，德高望重，那是我頭一次見到站者那則：逝者安靜地躺在那裏，頭枕著潔白的鮮花，一床繡著金色阿拉伯文的深墨綠色絲絨毯子覆蓋著他，上麵堆滿了鮮花，逝者看起來似乎隻是睡著了。一位捧著《古蘭經》的長者站在他身前，念誦悼詞，身後是幾排頭戴白帽的男子們，後麵是小孩，最後是女人。站者那則在他們家的庭院裏舉行，我好奇地接近窺看，被母親抓了回來，拽著我離開。
我問母親，他們在幹什麼？
母親說，那是葬禮。
葬禮是什麼？
就是人死了，要送他。
送他去哪裏？
母親不說話，不想理我了。
我被拽著走，念念不忘回頭看，我又問：那我們死了，會有人來送我們嗎？
母親麵露慍色，說，你怎麼老不好好說話！什麼死不死的！
可是就在第二天，在下班路上，我接到母親電話，敷衍寒暄，她問我和哥是否還好。我說，哥不是已經回家了麼？
她說，沒有回來啊。
我心裏一懸，說不上話了。
母親也愣了，又說，那我趕緊給他打電話，便掛了。
我再打過去的時候，母親說，你哥哥電話打不通。
母親報了警，警察留了案，打發她回家等。母親失了魂一樣，每天打好幾個電話給我，哭。我其實也一樣失了魂，但我不知怎麼，好像生活是一塊磁鐵，我被緊緊吸附，哥失蹤了我仍然隻知道循著軌跡上班，下班，在人影稀疏的夜晚走路回家，路上打電話安慰電話那頭的老人。
半個月之後，一個公安局的電話從寶雞打到我們老家，讓領屍。
哥哥半路在寶雞下了火車，逗留了幾天，最後從那兒的一棟樓上跳下來。頭都摔破了，半身紫血，慘不忍睹。母親得知消息，驚嚇過度，哭昏在地，扶不起來。
哥患抑鬱症有那麼好幾年了。斷斷續續好轉過，藥一停，又惡化。如此反複一來，藥也沒用了。前年他最糟糕，他的完全密封的沉默，像滾燙的炭，外表是黑色的，內心卻灼痛，但他人觸碰不得，否則會呲呲作響灼人皮肉，隻能眼睜睜由著它獨自靜靜燃燒，內耗，直到變成灰燼。
那年春節的時候我們都回了家，他連續幾天不怎麼說話。大年初一夜裏，哥哥忽然說要出去散步，母親便麵露為難，不舍得阻攔他；卻又因為想到路上有大江大橋，怕他萬一想不開跳下去。於是等他出門了，母親便趕緊穿上外衣，跟了出去。
後來，據母親說，哥一路走得很快，悶著一股氣似的直衝，老人家很快就跟不上了，風又冷又急，哥不見了，母親兜轉了一陣，隻能折返回家來，坐立不安地等著。隔了一會兒，哥回來了，鼻頭凍得通紅。母親撲上去抱著他，像躲過一場劫數似的。
哥略顯煩躁，雙手以極其防禦的姿勢拒絕擁抱，說，不就散個步麼！
我說，哥，以後不要夜裏一個人出去了，媽會擔心。
他默不作聲地繞過我們，走進自己的房間沒有再出來。
我們從新疆考大學考到北京，畢業之後都留了下來——哥在先，我在後。別人但凡看到我們有別於漢人的容貌，又聽說來自新疆，都會長長地哦一聲，然後帶著經過修飾的好奇，問，會講維吾爾語嗎？信教嗎？我們說，不會。我們也不是穆斯林，隻有奶奶是。
生活的股掌之間，沒有什麼餘地。剛剛畢業的日子，我和平義借住在哥哥的出租房裏，那些日子哥哥還在一家酒廠工作，跑銷售，一出去就是一個月，說白了就是為了做買賣天天請人吃飯陪酒，他中午的酒還沒解，晚上又得喝，一桌菜什麼都吃不下，空腹喝，吐的全是胃酸和膽汁，站都站不穩還要送客人上車。前腳送完人，後腳就跪在馬路牙子上吐，根本爬不起來，同行的一個同事還算好心，看他人事不省，叫了的士，送去醫院，酒精中毒，洗胃，輸液。在異鄉，他喝得胃出血住院一個禮拜，竟然沒有告訴我。
那個月他回來，灰著一張臉，嘴唇發紫，眼圈深黑，瘦得我大吃一驚。我簡直差點懷疑他吸毒，怯生生地問他，怎麼了……
他寒著臉，說，住院去了，業績不達標，被炒了。
住院！？
他不理會我的焦急擔心，像嫌棄一個囉囉嗦嗦的老媽子一樣，煩躁地說，別問了，我沒事兒。說完就走進自己的房間，關上了門。
那時他那個房子在二環內，胡同深處的一個大雜院，破舊不堪，每間屋住不同的房客。沒有廁所。因為地段好，租金還非常昂貴。平義那時得了慢性腹瀉，大冬天的夜裏出去上廁所，從被窩裏出來穿戴整齊跑到胡同口的公廁，一夜來回幾次，沒法睡了。所以等哥回來之後，我們就搬去了一個帶衛生間的房子，挪到五環外，從此再沒在城中心住過。
後來，哥再次丟了另一份工作，也就把市中心的房子退了，搬來跟我們一起住：四個人，一盞屋簷下——我，哥哥，平義，斧子。生活也仿佛是租來的，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該到了要還回去的時候，手裏一點點鈔票，一點點歡愉，都像燙手的包子那樣拿不穩。
我們在這五環外的地方，情況還算好，至少租了居民樓。再旁邊一點，四處都是臨時搭建的廉租房。絕大多數是宿舍式的臨時隔間，上下床位，月租低廉。東西都放各自箱子裏麵，隻有牙刷杯子這類東西才敢擺出來不怕丟。屋裏有電飯鍋，但通常裝著上一次吃剩的方便麵，用之前得現洗現用。蟑螂在凳子下麵鑽來鑽去，繞過鞋子，襪子，書本，敏捷地躲避殺蟲劑的噴射。這裏的住客來了又走，互相常常並不認識，也從不交談。房子不隔熱，冬天如冰窖夏天如磚爐。寬帶線纜以匪夷所思的方式牽到各自的地盤上，線纜上晾著毛巾，襪子，內褲，濕衣服。去往市中心的公交就隻有那麼幾路，每天早晨，黑壓壓的人群像勤勞的昆蟲一樣爬出各自的洞穴，聚集在公車站，車一來就開始瘋狂攢動，還沒停穩就往上擠。
大半年前，斧子也隻住那種廉租房的床位，他是我哥的大學同學。他們宿舍那片兒有混混每月按時收十塊錢保護費，還給寫一張收據，稱為水票。斧子罵扯淡，不理，遇到了就說隻是借哥們的床上住兩天，兩個月沒有交。
有天他下班回到住處，發現屋子裏凡關他的東西全都被毀了，值錢的不見了。據說地頭蛇的小嘍囉衝進來的時候，屋裏還有一個人在上網，小嘍囉說，別怕，我們不捉你，你們屋就他沒交水費，要收拾收拾。
斧子回來，問那同住的，你怎麼不報警？
同住的白了他一眼，沒理。
斧子急了，衝上去拎著他的領子，怎麼不報警？你幫凶啊你？
那同住的也急了，把斧子一推，說，神經病啊你？？找抽？！你不找收水費的你找我幹嘛？！冤頭債主的，早受夠你了！
同屋的順勢就把斧子給轟出去了。他沒處可去，就去路邊攤喝酒。在那時五環外的荒郊野嶺，喝到人家收攤了，鬼都看不到一個，才想起來找我哥，爛醉如泥地爬到我們門口，又沒有敲門，就在門口睡了小半夜。早晨我急匆匆出門上班，一開門卻看到他一個大男人坐在門口的地上，還在睡，旁邊是一灘吐的東西。我嚇了一大跳，問，你是誰？？你在這兒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