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擇主而從，範睢茅廁逃生當相國
範睢，戰國時期政治舞台上一位十分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他的走上政治舞台卻是曆經坎坷。
他原事魏國人，早年有意效力於魏王，由於出身貧賤，無緣直達魏王，便投靠在中大夫須賈的門下。
有一年，他隨須賈出使齊國，齊襄王知範睢之賢，饋以重金及牛酒等物，範睢辭謝沒有接受。須賈得知此事後，以為範睢一定向齊國泄露了魏國的秘密，非常生氣，回國以後，便將此事報告了魏的相國魏齊。魏齊不問青紅皂白，令人將範睢一陣毒打，直打得範睢肋斷齒落，範睢裝死，被用破席卷裹，丟棄在茅廁中。須賈目睹了這一幕，卻不置一詞，還隨同那些醉酒的賓客一起至廁中，往範睢的身上撒尿。
範睢待眾人走後，從破席中伸出頭對看守茅廁的人說：“公公若能將我救出，我以後定當重謝公公。”守廁人便去請求魏齊允許將廁中的屍體運出。喝得醉熏熏的魏齊答應了。範睢算是逃出了條活命。
範睢曆經千辛萬苦，來到了秦國都城鹹陽，並改名換姓為張祿。此時的秦國正是秦昭王當政，而實際上控製大權的，卻是秦昭王之母宣太後以及宣太後之弟穰侯、華陽君和她的另外兩個兒子涇陽君、高陵君。這些人以國謀私，內政外交政策多有失誤，秦昭王完全被蒙在鼓裏，形同傀儡。
但範睢看出，在當時列國紛爭的大舞台上，秦國是最具實力的國家，秦昭王也不是一個無所作為的國君，他更相信，在這裏，他的抱負一定能夠得以施展，於是，他幾經周折，終於見到了秦昭王。他以其出色的辯才，向昭王指出秦國政策的失誤，他本人的孤立無權的地位，並提出了自己內政外交一係列主張。
秦昭王悚然而驚，立即采取果斷措施，廢太後，驅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四人於關外，將大權收歸己有，並拜範睢為相。
範睢所提出的外交政策，便是聞名於後世的“遠交近攻”，而他所要進攻的第一個目標，便是他的故國魏國。
魏國大恐，派出了使臣來向秦求和，這個使臣，便是範睢原來的主人須賈。不過，須賈隻知道秦的相國叫張祿，而不知就是範睢，他還以為範睢早已死了哩。
範睢得知須賈之來，便換了一身破舊衣服，也不帶隨從，獨自一人來到須賈的住處。須賈一見大驚，問道：“範叔別來還好嗎？”範睢道：“勉強活著吧！”須賈又問：“範叔想遊說於秦國嗎？”範睢道：“沒有。我自得罪魏的相國以後，逃亡至此，哪裏還敢遊說。”須賈問：“你現在幹什麼呢？”範睢道：“給別人幫工。”須賈不由起了一絲憐憫之情，便留下範睢吃飯，說道：“沒想到範叔貧寒至此！”同時送給他一件絲袍。
席間，須賈問：“秦的相國張君，你認識嗎？我聽說如今天下之事，皆取決於這位張相國，我此行的成敗也取決於他，你有什麼朋友與這位相國認識嗎？”範睢道：“我的主人同他很熟，我倒也見過他，我可以設法讓你見到相國。”須賈說：“我的馬病了，車軸也斷了，沒有大車駟馬，我可是不能出門。”範睢說：“我可以向我家主人借一輛車。”
第二天，範睢趕來一輛駟馬大車，並親自當馭手，將須賈送往相國府。進入相府時，所有的人都避開，須賈覺得十分奇怪。到了相府大堂前，範睢說：“你等一下，我先進去替你通報一聲。”
須賈在門外等了好久，也不見有人出來，便向守門人道：“這位範先生怎麼這麼半天也不出來？”守門人說：“沒有什麼範先生。”須賈說：“就是剛才拉我進來的那個人呀！”守門人說：“那是張相國。”
須賈大驚失色，明白自己上當了，於是脫衣袒背，一副罪人的打扮，請守門人帶他進去請罪。範睢雄踞堂上，身旁侍從如雲。須賈膝行至範睢座前，叩頭道：“小人沒能料到大人能致身於如此的高位，小人從此再也不敢稱自己是讀書有識之士，再也不敢與聞天下之事。小人有必死之罪，請將我放逐到荒遠之地，是死是活都由大人安排！”範睢問：“你有幾罪？”須賈說：“小人之罪多於小人之發。”範睢道：“你有三大罪：我生於魏，長於魏，至今祖先墳塋還在魏，我心向魏國，而你卻誣我心向齊國，並誣告於魏齊，這是你的第一大罪。當魏齊在廁中羞辱我時，你不加阻止，這是你的第二大罪。不隻如此，你還乘醉向我身上撒尿，這是你的第三大罪。我今天之所以不處死你，是因為你昨天送了我一件絲袍，看來你還沒忘舊情，我可以放你回去，不過你替我轉告魏王，趕快將魏齊的腦袋送來！要不然，我就要發兵血洗魏都大梁城！”
此時的秦國，威行天下，無人敢與爭鋒；此時的範睢，位高權重，言出令隨。魏齊嚇得倉惶出逃，可趙、楚等國，畏於秦國的兵威，誰也不敢收留他，魏齊終於被迫自殺。
評析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擇主”之風最為盛行的時代，那時候，人們並沒有什麼愛國觀念，“朝秦暮楚”是一種十分正常的現象，當時的有才有識之士，沒有一個不在擇，而當時在政治舞台上風雲一時的人物，如商鞅、蘇秦、張儀、樂毅、李斯等人，無不是經過“擇主”之後，才得以大展身手，顯功業於當時，垂名聲於身後。
擇主方式，最為理想的即君臣之間誌同道合。不過，就臣下一方而言，這種選擇也帶有很大的依附性，因為，你盡可以選擇，而用與不用的主動權始終操縱在君王的手中；而且一旦你所擇的那個主從權力的頂峰上消失（或死亡，或失勢），你從他那裏分得的那一杯權力之羹也即行枯竭，你自己也可能身敗名滅。這說明在權力場上，真正的選擇自由是從來也不存在的。
古人有一句話：“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從。”對作為臣下的人來說，謀取權力的學問，就在這一個“擇”字上。
4.製造輿論，王莽篡權自詡“功德”
在中國曆代奪權、謀權者中，王莽是一個最善於製造輿論的人，而其造輿論的一個最重要的手段，便是暗示，鼓勵大臣上書，為他歌功頌德。
例如，分明是他花錢托請人買了一對白雉來獻，便有群臣上書，稱他有安定宗廟社稷之勳功，於是，他被封為安漢公。
例如，分明是他想將自己的女兒嫁給皇帝為皇後，卻先奏請廣選曆代聖賢公侯之女，等到眾多女子名單都報了上來，他唯恐自己女兒德才貌均不如人，不能入選，會便宜了別人，便威脅要將自己女兒的名字撤下，口頭上卻說自己德望還不夠高，自己女兒才德低下，不配與別人的女兒一同入宮。於是，引得一般庶民、書生、百姓紛紛伏闕上書，說安漢公的女兒不作皇後，還有哪個女子配作皇後。王莽這一番假推假讓，不隻把輿論造足了，還獲得了巨大的物質利益，增加了兩萬五千六百頃的封地，二萬斤黃金、二萬萬錢的聘禮。
不過，在此以前所造的輿論，雖然高潮時起，聲勢不弱，但大都緣事而發，不免有點零敲碎打的性質，等到他準備篡漢自代時，便需要有一種更全麵的、更係統的、更有理論深度的輿論了。於是，有一個叫陳崇的人，上了一封洋洋數千言的奏書，大肆稱頌王莽的功德。奏書一開始，采用排比的段式將王莽的功德歸納為十二個方麵，如“貧而樂、富而好禮”，剛正不阿、不畏強權，“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去奸除惡、功追周公……等等等等。總之，“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始終，一以貫之，可謂備英！”是古今第一完人。結論是，有非常之功，當有非常之報。於是，以莽代漢的結論也就呼之欲出了。王莽篡權成功，取代漢帝，國號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