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司馬炎特意召見了前蜀帝劉禪、魏帝曹奐、吳帝孫皓(這三人都降了晉朝，未被殺戮，反而恩寵有加)，在後宮晚宴上當著群臣之麵戲耍了一番。結果自然是司馬炎賭計高超，大小通吃，贏了個滿堂紅。劉禪三人好生佩服，連稱“吾皇聖明”，齊刷刷跪倒在地，磕頭不已。司馬炎哈哈大笑。
如今王戎、何曾、賈充等人的這一番賭，比起司馬炎來自然要稍遜一籌，但亦是非同小可。隻見桌上的銀票越堆越高，黃金白銀到處都是，弄得人眼花繚亂，分不清誰是誰的了。
開始時眾人還計較輸贏，慢慢就覺得沒什麼意思了。皇帝下令凡慶典期間開放國庫，銀錢隨便使，以我大晉朝之強大富庶，古今罕有，光賭錢能有多大出入？
可惜天下一統，無仗可打了。可惜！
眾人玩了又玩，終於索然無趣了，一個個腦門上都冒出油晃晃的汗水來，雙眼眯著，鼻涕不覺流出了鼻孔，滴在侍侯在旁的美人手背上。
王戎惡心之極，佯狂起來，抓起桌上的銀票往這幫豬玀的頭上漫天灑去，一陣嘻嘻哈哈的怪笑，飄然離去了。
後記
竹林七賢生活的魏晉時代(我幹脆把它叫做“竹林時代”)，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時代。其意義主要有二：一，魏晉文化是佛教文化傳入中國，而又尚未來得及占據主流位置(亞主流)時的一大文化，也是最後一個較為純粹而發達的漢文化體係，其發達程度僅亞於先秦。二，西晉帝國是繼秦帝國與漢帝國之後的中國第三大帝國。當然，其不合理之處也絲毫不亞於秦與漢。
以上這兩點是我個人的觀點，未必正確。今年八月我在“閑情偶寄”茶舍與當時的茶舍主人、我的朋友孔慶平博士談及這兩個問題時，他就不以為然。
我開始寫作本書時並沒有準備直接反映魏晉文化(東晉文化另寫)；同樣沒有打算間接描寫西晉帝國在中國曆史上如何從非法的變為“合法”的過程。寫成後發覺自己居然做到了這兩點，這無疑令我感到高興。
我在寫作此書前細讀了一些相關的資料，覺得獲益匪淺。然而又都覺得很失望。因為我覺得即使高明如魯迅者，也沒能把“竹林七賢”讀懂。特別是嵇康，魯迅在他身上花的功夫不可謂不深，但依然不明了嵇康之死的真正原因。
南懷瑾就更不知所雲了。他在《禪與道概論》一書中說嵇康等人“故作曠達而流於疏狂”，是“受衰亂世風刺激的犧牲者”，簡直在侮辱先賢！為什麼我要把這話說得如此之重？一，嵇康等人固然是犧牲者，但他們是犧牲在了暴政之下，而非受“衰亂世風刺激”所致。聖賢何謂？他們首先就是不受任何世風刺激，與世同化的人。二，以嵇康等人的修為，其曠達是出於內心的自由狂放，而絕非“故作曠達”。南懷瑾研究未深，非道者之言也。
魏晉時代的人——特別是“竹林七賢”(籠統地講，下同)留給我們的，不隻是美學的啟示，更是現實的啟示。嚴格地說，竹林七賢與漢朝的士大夫乃至後世唐宋元明清的士大夫都很不一樣。
首先，他們是道家，懂得什麼是自由。
其次，他們是平民。據史料記載，他們大都直接從事生產勞動，這在其他士大夫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最後，他們是真正的男人，也就是說，是中國男人中最具男性風采的一群人。
這些都是本書的“寫點”。當然，我最初萌生寫書的念頭時並沒有考慮這麼多，而隻是覺得他們的故事十分傳奇動人；寫下去才知道所有在他們身上發生的故事，都可以在別人身上發生，但他們所體現的的人格，具有一種特定曆史條件下不期而遇的純美(像血那麼純)；寫到最後，我恍然明白，我要寫的並非是他們七個的故事，而是他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