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核心是描述中國通俗小說與中國秘密會社之關係，說明它們之間是如何互相滲透和相互影響的。貫穿這兩個似乎不搭界問題的線索則是遊民。通俗小說的產生與遊民階層的形成有關，最早的一些通俗小說中也包含有較濃厚的遊民意識。（如《水滸傳》、《三國誌演義》等）這些小說對後世的遊民及遊民組織——秘密會社有著深刻的影響。遊民們在政治理想、組織原則、價值觀念都有意或無意地模仿這些小說，並從這些小說中汲取鬥爭精神和活動策略。另外，遊民生活與遊民組織活動的神秘性、傳奇性、冒險性又成為通俗文學的重要題材，並給近代武俠小說作者許多啟示。中國古今許多通俗小說都再現了遊民的現實生活，同時又反映了其向往與理想。這些都可以在遊民組織及其活動中得到印證。
遊民這個概念最早出現於《禮記·王製》：
凡居民量地以製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天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民成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儒家認為周代實行的是井田製，在這種製度下，田有常製，民有定居，其時是無遊民的。如果井田製有所敗壞，農民、手工業者或商賈脫離了原來的定居點與相應的職業，就成為“遊民”。周代是奴隸製與封建製並存的時代。當時的遊民不是卷入武裝動亂，就是淪為奴隸。即使參加了動亂，暫得揚眉吐氣，失敗後，免遭殺戮的也大多淪為奴隸。因此，當時的遊民很難大量地在社會上長期存在。
秦漢之後進入了封建社會，這種情況有所變化。人口增多、社會震蕩加劇、特別是波及甚大的天災人禍，都會導致大批的農民脫離自己的故土，在有領導能力的“渠魁”、“渠帥”帶領下就食於富庶地區。這時的遊民多稱之為流民。
本書中所說的遊民與此略有區別，主要指一切脫離了當時社會秩序的人們，其重要特點就在於“遊”。也就是說他們缺少穩定的謀生之路，居處也不固定。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在城市鄉鎮之間遊動。這種類型的遊民隻有在宋代和宋代以後才大量出現。
宋朝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與眾多的朝代中是特別值得研究的一個朝代。它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許多方麵都較以往的朝代有顯著的變化，在城市結構上也是如此。宋以前的大城市多采取封閉的城坊製。所謂“城坊”，指城市被街道分割成若幹坊，坊的四周築有高牆，居民住在坊中，坊有門朝啟夕閉。隋唐的國都長安就是這種類型的城市。它有一百多個坊，商賈雲集的東、西市與居民所住的坊分開。晚上坊門關閉，坊角有警衛，街道上有金吾巡道，不準夜行。這種城市容納遊民的能力很差。到了宋代，大多數城市打破了封閉凝固的城坊，一變為市民居住區與商業區相互混雜的街巷製（與現在城鎮類似）。北宋首都汴京、南宋都城臨安，商業服務業都十分發達，許多食品店通宵服務，這為遊民提供了糊口謀食的機會。北宋時期人口膨脹，土地兼並激烈，失去土地的農民湧入城市成為生活極不穩定的遊民。另外兩宋還有一種特殊的遊民，這就是士兵。宋代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對待士兵形同囚犯，使軍人失去了自尊與自信。統治者推行的又是募兵製，其士兵多從遊民、流氓、無賴、地痞中招募。這種失去了自尊、又出身於遊民的士卒，雖然穿上了軍服，有了穩定的生計，但其群體性格與心態仍與遊民相近，因之我們稱其為特殊的遊民。滿清入主中原後，八旗、綠營等士卒亦與此相類。
城市遊民中也有少數有文化的分子，我稱之為遊民知識分子。這種人物的產生也始於宋代（這與宋文化教育相對普及有關，書中有論述）。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文士，是封建官僚的後備軍，他們奮發努力的目標就是出仕做官。遊民知識分子與他們的最大差別就是絕了做官的望，一生不以出仕為奮鬥目標。他們又不是有田有她、可以賴以為生、高枕而臥的隱士。遊民知識分子大多要靠為士大夫所不齒的職業或手段謀生養家。他們也多遊蕩於大城市，溷跡於社會底層，與遊民打成一片，成為遊民集團的首領，或遊民意識、情緒的表達者。這就是後世所稱的“江湖人”，或名日“走江湖的”。這種人在南宋和南宋以後逐漸多了起來，他們是宋代與宋以後（不包括近代以後）通俗小說的主要創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