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先秦飲食文化思想
饕餮是什麼
《左傳·文公十八年》季孫行文曾派人給魯文公講了個故事說：“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寒，不恤窮匱。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原來饕餮是黃帝時代夏官縉雲氏的兒子，他是個貪吃好貨，崇尚奢侈，搜刮聚斂，沒有止境，不肯同情孤寡貧窮的家夥。可見饕餮這個名字由來已久，幾乎是與我們的文明史一起產生的。當然，季孫行文曆數饕餮全麵的罪狀是包括吃喝財物兩個方麵的，而古人對饕餮的理解則偏重於“吃喝”的一麵（這一點從饕餮字形也可看出）。《呂氏春秋·先識》雲：“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呂氏春秋》雖晚於《左傳》，但它所說的現象，卻在周初。認為是周人把饕餮鑄在盛食器鼎上，用以告誡他人，不要貪吃過葚。其實鑄饕餮之形於鼎上，不始於周代。殷代禾大方鼎（1959年出土於湖南寧鄉），鼎腹四壁紋飾是四個大的人麵像，高鼻闊嘴，麵目凶惡。人麵兩額旁有小曲折角，腮邊有兩爪。
飲食上的豐儉與王朝的興亡
貪吃不是個好習慣，但也不是了不起的惡德。古代（先秦）告誡人們不要貪吃不是出自衛生角度，而是從品德、甚至是政治角度來考慮的。古人認為貪吃與否（即飲食的豐儉）是和國家興亡聯係在一起的。
一個人生活上的消費，特別是在吃喝上的消費總是有限的。《莊子》雲：“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難道一個人放縱飲食會把國家吃垮嗎？如果從唯物主義角度分析，會認為這種看法是極端可笑的，可是古人（先秦）根據自己長期積累的經驗認為這是千真萬確的。夏、殷兩代的興亡就是證據。人類從野蠻進化到文明社會經過了幾百萬年的奮鬥，在這漫長的歲月裏，人們的生活並不是像《莊子·馬蹄》中所描寫的“含哺而嬉，鼓腹而遊”，而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那時，隻要是能夠獲得食物的手段——如農、漁、牧、獵、采集一人們無不采取。經過了幾百萬年的進化，人們的生產經驗日益豐富，生產工具逐漸進步，直到生產品有了餘裕，私有製度產生，國家逐步形成，人類跨進了文明社會的門檻。在我國，也就開始建立了第一個國家——夏王朝，人們第一次被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統治者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去占有更多的生活資料（包括食品）。由於夏王朝以及後來的殷王朝都是處在草昧初開的階段，糧食以及其他食品的生產不會很發達。《逸周書·文傳》中說：“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這雖然意在說明糧食儲備的必要，但從中也可以看出大夫、國君都會出現沒有兩年儲備的情況，這樣，如果遇到災年，大夫就會失去奴隸車馬，國君就會失去百姓而垮台。這反映當時糧食餘裕是不多的，因此，在飲食上過度的消費，甚至浪費，就會引起人們的反對。與此相反，如果在飲食上節儉，就會受到人們的稱讚和擁護。
夏王朝的建立者大禹被人們歌頌為“卑宮室，菲飲食”的節儉模範。《戰國策·魏策一》記了一個故事說：“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禹的繼承者啟，在繼位之初也是食不二味的。這些都被嚴肅地寫入史書，作為曆史借鑒。看來飲食的節儉，量腹而食，不僅是當時政治家引人注目的美德，而且是重要的統治經驗。但是，物質畢竟是誘人的，“口欲豢芻也”，夏殷兩朝的後繼統治者不能保持這個美德，而是向相反的方向發展，飲食的奢侈在夏殷時代引起人們的憂慮。幾乎所有失德的統治者都犯有飲食過於奢侈的罪過。前麵提到夏代發明了酒，殷代造酒技術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造酒要耗費大量的糧食，因此更會引起人們的反對。我們從大禹疏遠儀狄和他關於“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的議論以及大量的飲酒敗德的故事中，可以感到人們對造酒術發展的憂慮。到了殷代，人們對酒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殷代統治者自己也感到“我用沈酗於酒，用敗厥德於天下”，敗壞了聖祖湯的好傳統，並且把殷人沉酣於酒看成天降的大災。這些想法，不僅像後人恐懼鴉片一樣恐懼酒，認為它毒害人們的身體、麻痹人們的意誌，而更重要的是因為造酒要消耗大量的糧食，人們更多的是從物質角度來考慮飲酒的危害的。剛剛擺脫了饑餓時代（這一時代有幾百萬年之久）的人們，饑餓的恐懼感還盤踞在人們心頭。因此，人們的眼睛都在盯著那些過度消費的統治者，對他們貪於飲食十分反感。這一點是後人難以體會的。夏殷兩代遺留下的傳說和文獻都說明了一切惡德、特別是統治者的垮台都和貪飲、嗜食有密切關係。偽《古文尚書》中的《五子之歌》雲：“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有不亡。”（此書出現很晚，但有些思想和上古時代有聯係）認為飲食過度是造成亡國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啟繼位之初還算節儉，但他消滅了有扈氏之後，就開始放縱起來。《墨子·非樂》中說：“啟乃淫洪，放縱康樂，野於飲食。將將煌煌，筦磬以方。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羽羽，章聞於天，天用弗式。”夏啟放縱的罪狀主要就是沉湎於酒，在外麵野餐，並在進餐時用歌舞取樂。夏代後來的君主太康，代夏政的後羿，繼後羿而起的寒浞以及其子澆，這幾個敗德的君主都犯有飲食奢侈的罪過。夏朝末代君主桀是一個放縱自己口腹之欲的人，後人記錄他的罪行，其中主要一條就是大吃大喝，說他成天與寵妃妹喜飲酒“無有體時，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鞲其頭而飲之於灑池，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為樂”（劉向《列女傳》）。正是因為如此揮霍放縱，所以商湯滅了夏朝。隨著經濟的發展，殷代統治者的奢侈程度比夏朝更甚，特別是和夏桀同樣是亡國之君的殷紂更是如此。他的罪行和夏桀差不多，尤其在飲食的奢侈方麵，簡直和夏桀如出一轍。《史記》說他“好酒淫樂……於是使師涓作新聲，北裏之舞，靡靡之樂……大最（聚）樂戲於河丘，以酒為池。縣（懸）肉為林，使男女保（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以音樂舞蹈佐餐助興。隻是夏桀劣跡的翻版，酒池肉林，這是比夏檗還過分的地方。難怪推翻殷朝的周統治者說：“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詩經·大雅·蕩》）周人列舉殷紂幾大罪狀時有這樣的詩句：“文王日谘，谘汝殷商。天不緬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詩中說：在紂的影響下，殷人沒日沒夜地喝酒，喝到大呼大叫，完全沒有一點儀止。不僅推翻殷朝的周人這樣看，就連殷人自己也感到太過分了。《尚書·微子》中就充滿了殷入自己的懺悔，認為自己的民族如此好飲，理當滅亡。
我們從夏桀、殷紂同樣的貪吃好飲的“罪行”和人們對這些罪行的切齒憤恨，可以看出當時生產力的低下。人們的頭腦中充滿了對饑荒的恐懼，他們想不出還有什麼比“多吃”、“多喝”更可惡的了。於是對於放縱飲食的聲討就成為普遍的社會輿論，以致於希望子孫永保福祿的統治者們要把貪吃的象征——饕餮——鑄在鼎上。傳給子孫，希望他們世世代代永以為戒，不要重蹈前人覆轍。這是從一些朝代的興亡所引出的教訓。
三、刑罰的懲處與道德的約束
周人不僅告誡子孫不要貪於飲食，以殷紂為誡，並且為了使警誡得以認真貫徹，周統治者甚至用嚴刑峻法來對付貪杯好飲了。武王滅紂之後，周人便把酗酒問題當作政治問題處理。《尚書·酒誥》是周公派康叔去監視殷民之前發布的命令。文中說：“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上天降罪，致使亡國喪身，無非是飲酒導致的。周統治者竟然把上天人格化，說上天也是厭惡飲酒的，痛恨他們糟蹋糧食，所以周公告誡康叔要愛惜自己的土地穀物，隻有在祭祀、父母有慶、敬老等場合才可以飲酒。平時不許欽酒，特別是不許群聚酗酒，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就要殺頭。這簡直是比近代禁煙還要厲害的懲罰。《周易》中告誡人們要“慎言語、節飲食”，並說不如此就會大禍臨頭。當然，嚴刑峻法隻能行於一時，基於生理要求的飲食欲望總是難以遏製的，周末統治者的飲食奢侈又蔚成風氣，這在《詩經》與先秦文獻中有許多記載，於是，有遠見的統治者和思想家希望用道德規範來加以約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