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台北學界有些人自稱“酒黨”黨人往往帶有遊戲成分的話，本篇所說的台灣“茶人”則是一個嚴肅的話題。雖然那裏的茶人們沒有分黨立派，但在學界、實業界確實活動著不少茶人。他們研究茶學、設計茶藝、推廣飲茶之道，並且以不懈的努力建立一種以飲茶為中心的生活文化。這種文化融倫理、藝術、休閑於一體，是回歸自然的、是恬淡寧靜的，能給人們帶來的是身心的雙重愉悅。他們是一群可敬的茶人。
一
1993年秋我曾被邀請到台北參加飲食文化研討會。會前幾個月，我收到大會論文目錄。其中一個題目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中國文化大學史學係教授吳智和所撰寫的《明代茶人集團》。自唐代以來曆代喜歡飲茶、並為茶撰寫詩詞歌賦與文章專著的文人士大夫甚夥。連宋代皇帝宋徽宗都寫了在茶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大觀茶論》。明中葉以後文士好茶之風更盛，而且在飲茶方麵有著更多的講究。這些現象研究文化史和文學史的大都略知一二，然而，誰也沒有想到給這些有茶癖者取一個特殊的名字，或用一個概念加以概括。因此，隻看到吳先生文章的題目就產生了先獲我心之感。研討會上許多同仁也將這些沉浸於茶學、茶藝研究的人們稱作茶人，我以為是非常恰當的。由於曆史的變遷、物質條件的限製，他們在飲茶方式上不一定有古代茶人那麼考究了（例如社會生活節奏的加快，今人很難做到像古人那麼悠閑，但是他們對於茶學、茶藝研究的迷戀程度與貢獻與古人比較起來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以吳智和先生為例，早在十年前他自采自編自撰自費印了一本標為“文化的、知識的、媒介的、批判的、專業的刊物”，名為《茶學》。其印刷之精美、內容之豐富，令喜歡茶學者愛不釋手。他送給每位與會者一本，並介紹說，他編此書完全屬於個人愛好，以贈送為主，期望能將目前較有學術價值的、有關茶文化的資料彙集於此刊。最近我又收到一本他個人出資印的茶學專著《明人飲茶生活文化》，印刷裝幀較《茶學》更精美，光是彩色和黑白插圖就有三十餘幅。這是他積二十餘年的研究與茶興厚積薄發之作，也是一本“告慰茶友”的期待之作。做這種“茶人”，是需要一些“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癡情的。會上另一位茶人是專門研究茶器的張宏庸先生。他也是學文學的出身，很早便迷戀上茶器，一心一意地從事收集和研究。他還辦了一個茶文學出版社，也是非贏利性質的。這次研討會上，最令我驚訝的是天仁茶藝文化基金會林易山先生主持的“四序茶會”的茶藝表演。這是一種把飲茶與中國古典音樂、繪畫書法、裝飾藝術以及傳統哲學結合起來的活動，融表演、參與於一體，表演者是茶藝小姐，參與者是與會來賓。參與者稱之為“茶侶”。這有點類似日本的茶道。台灣熱心茶藝的茶人們似乎意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有別於日本的“茶道”。這種努力是否成功，另當別論，但是他們不計功利的傳播茶文化的精神是十分可貴的。“四時茶會”表演的精神要義在於重現大自然圓融的韻律、秩序、生意，培養人們與大自然同在的決心。茶人精神與大自然相感應，以風義會師教友，從而達到群體修行的目的。茶會上茶席的布置體現了《中庸》上所說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以及四序遷流、五行變易的儒家精神。
我所參加的茶藝表演由於場地的限製，布置稍有變化。“茶掛”為唐秉正所書的《六合飄香天地春》和年崇鬆所繪《四季山水圖》，“花”與“香”也都分別體現了天地六合與四季的主題。茶藝表演者中有司琴小姐一位、司香小姐二位、司茶小姐四位。表演開始先由司琴小姐演奏中國古典樂曲，為了配合四季，樂曲分別為《玉樓春曉》、《流水》、《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在香煙繚繞和古韻悠然的崢琮聲中，司香小姐捧香、司茶小姐捧四季瓶花置於花案之上。回座後再由司茶小姐沏四道茶湯，每道六杯，合計24杯，依照次序分別敬獻給24位茶侶飲用。四道茶象征著四季，象征著春的是台灣產的“文山包種茶”；象征著夏的是福建產的“白毫烏龍茶”；象征著秋的是福建產的“鐵觀音”；象征著冬的是台灣產的“凍頂烏龍茶”。在茶席上的每位茶侶皆可以品飲到各種茶湯，平常喝慣了茉莉花茶和綠茶，第一次連續喝到這麼多種烏龍精品，第一感受到茶葉本身呈現的不同的芳香，有的似玫瑰、有的像桂花……淡雅而深長。飲畢四道茶湯，司茶者起立至茶席收回茶杯與茶杯托盤；返座後，司茶者奉花行禮，置於茶桌之上，然後結束。表演的全過程大約需半個小時左右。席上所用各種茶具、香爐、花器皆有其名目和不同的象征意義。從中可見設計者的精心與苦心。整個表演活動的氣氛莊嚴肅穆但又意趣盎然。我也忝為“茶侶”之一，仿佛置身於古代的“鄉飲酒禮”之中。不同的是“鄉飲酒禮”是通過行此禮達到聯歡好合、敬老尊賢以及社區團結的目的；而“四季茶序”的表演是通過品飲名茶、觀賞書畫、聆聽古曲、以及參與紓緩的行禮活動，使人得以達到“天人合一”式的自省。人們在擾攘的紅塵中奔走得身心憔悴之後，在這裏塵懷得以滌蕩、精神得到升華。聽說致力於茶藝研究與設計的遠不隻我所見到的這幾位先生、女士，所表演的“四時茶序”隻是其中的一種。希望他們能建立起一套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飲茶藝術。
吳智和先生的新著《明人飲茶生活文化》中有感於“近來台灣社會生活的劣變，乃至於亂無章法；既不知傳統的整理與汲取，也朦然現在、未來的開展”，陷入了“生活的失序”與“文化的錯位”的狀態。並認為一味追逐口腹之欲，“酒醒滿席，狂喧叫鬧，虐人荷己”，不如在飲茶生活之中“恬退幽致，而有餘韻”。他以明代文人士大夫的飲茶生活為實例，提倡“從日常生活中改造自己，靈根自植”，這樣“才有進一步的性靈生活文化之可言”。它才可以從個人擴大到家庭、從家庭擴大到社區，從而影響到全社會。可見台灣的茶人們不是沉溺個人的自適而不返的隱士，而是充滿了社會責任感的現代知識分子。
二
有時我想，台灣的茶人們是不是從日本的茶道中受到啟發，要建立一種有中國特色的茶道呢？說老實話，我在寫作《華夏飲食文化》時也曾考慮過這個問題。茶酒從本質來說，它們都是補充體液的，因而是實用的。但是它們又與一般的飲料不同，除了茶酒之中所包含的物質給人們的感覺器官與中樞神經刺激。使飲者可以獲得實際享受以外，而且在其產生及發展的兩千多年來積澱了許多文化因素。特別是茶，在唐宋以來它與文人士大夫們精神生活的追求發生了緊密的聯係，產生了與茶的實際作用關係不大一些儀文與活動，我稱之為“藝術化過程”。然而，始終沒有產生日本式的“茶道”，這是為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