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這個詞在唐代詩僧皎然的詩和封演的《封氏見聞記》中就出現了。《見聞記》中說由於陸羽寫了《茶論》，製作了精美的茶具，後“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當時在飲茶時也有茶人“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可見唐代的飲茶也有一套儀式規範。日本飲茶始於九世紀嵯峨天皇，到了十二三世紀鐮倉時代寺院茶開始有了禮儀，茶道正式形成於16世紀中葉。那時相當中國明代嘉靖時期。其時經曆了宋代的分茶、鬥茶階段。已經為飲茶設立了許多規矩；明代自景泰、天順以後，文人士大夫的飲茶生活日益雅化。正如《明人飲茶生活文化》中所說：“講求閑適、真趣、清賞的生活態度，是晚明茶人集團意識的一神精神追求方式。而飲茶在傳統文人生活文化中，一向視之為潔淨的清課與寧靜的飲品。因此透過茶品的謙德、幽趣的內涵，來達到超升性靈層次的商品味生活模式，遂成為晚明茶人集團時代共性的生活文化。”日本茶道的各種茶具、炊具以及茶寮（或稱茶室）。在明中葉及末葉的文人士大夫飲茶活動中完全具備，甚至他們也認為飲茶活動可以有助於品德的修養、靈根的培植以及交朋會友。這已經與作為一個完整的文化體係的日本茶道非常接近了。當時文人士大夫的飲茶生活也如日本茶道一樣具備了藝術鑒賞、社交活動、修習禮儀、涵養清德四大功能的，但是中國畢竟沒有形成日本式的茶道。因為中國的茶人沒有能夠在文人士大夫中占據主流地位，他們飲茶活動的重點也不在於修德，而在於品玩。茶道除了“形而下”的器具，儀文之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形而上”的“道”。即使在明末飲茶之風極盛的江南一帶，這一點也是不明顯的。
日本的“茶道”注重對參與者品德的涵養與性情的熏陶，特別是到了集大成的千利休手中，他使得茶道的精神世界擺脫了物質因素的束縛，把儀式、布置都簡化到極其樸實的地步，使之可以體現“本來無一物”禪宗觀念，參與者也能從中體悟“清淨無垢的佛佗世界”。日本這個民族善於把許多本來隻是遊戲或解決某種具體問題的活動都上升到“道”的層次上來，除茶道外，還有“香道”、“花道”、“劍道”、“弓道”等等。又因為茶道是一種“藝能”，它有很大的包容性和伸縮性，男女老少都可以參加，隻要自得其樂即可，所以它能造就一批從事這種藝能的傳播與組織工作的專業人員，從而使其儀式規範得以長期保存和發展。中國傳統對人們心靈世界的關懷隻能停留在政治或倫理道德上，有時候還給宗教（隻限於佛教道教）留一點間隙，至於其他領域便很難被許為“道”。連“載道”的詩文的本身也不是“道”，杜甫有詩雲“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一些審美性質的藝術活動更是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所輕視，認為它不會給人們心靈帶來深刻的影響，甚至認為這些統統是“玩物喪誌”，因而受到排斥。其二是國人似乎對於儀文有一種天然的抵製能力，曆來“聖賢”在不斷地為一些活動製定各種儀文規範，而執行者們也在不斷地破壞這些儀文規範。這可能與道家反對禮儀束縛、倡導返樸歸真思想的影響和近世遊民激增有關（遊民失去了角色位置，自然輕視、甚至敵視各種禮儀規範）。這種情形以近百年最為劇烈，傳到現在弄得小學生幾乎連鞠躬都不會了。因此像日本茶道那樣繁瑣苛細的儀文，即使在中國建立起來也會被破壞殆盡的。其三是明清兩代的茶人們所奉行的飲茶生活藝術隻是自娛性質的（中國傳統藝術都或多或少地帶有這個特點），沒有日本那樣以推廣茶道為己任、以娛他人為目的的茶人，這使得文人士大夫們設計的飲茶儀文不僅不能日漸豐富，反而很快便成為《廣陵散》，絕而不傳。這是中國茶道終於不能形成的基本原因。
酒在文化史上地位的變遷
今天，人們較能以科學的態度來對待酒了。對於它的美與惡、優點與缺點、對人類的貢獻與危害都能有個正確的估價了。人既不盲目地痛恨酒、排斥酒，也不毫無保留地推崇酒、讚美酒了。可是在過去，在科學尚未昌明的時代卻不是這樣的。
酒是先民在飲食方麵的一個偉大的創造。它是人工製造的第一種迥異於自然風味的食物，大約產生於夏朝初年或更早。《藏本》說：“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儀狄為大禹的近臣，也是善於烹飪的廚師，他把自己發明的酒獻給禹，“禹飲而甘之日：‘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見《戰國策》）。這就是當時人們對它的認識。一方麵人們欣賞它的美味，譽之為“天之美祿”；一方麵認為它會導致破家亡國。為什麼會如此貶斥酒呢？這反映了先民的文化意識。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的《暴風雨》中象征著原始力量的怪物卡力班，初嚐酒味，覺得妙不可言，以為此味隻能天上有，給他酒喝的自然就是自天而降的神仙了。中國的先民大約也是如此感受。因此，酒初行世，人們趨之若鶩，隻要有力量者，無不將飲酒作為一種最重要的娛樂手段。劉向《新序》記夏桀因濫飲亡國事。他造瑤台“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一鼓牛飲者三千入”；商最後君主紂的罪行幾乎與夏桀如出一轍。《史記》記載：說紂“好酒淫樂……於是使師涓作新聲，北裏之舞，靡靡之樂……大最（聚）樂於河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酒池肉林，濫吃濫飲，極飲宴之樂，殷紂的罪行可以說是夏桀的再版。這些不能不引起周朝統治者的關注，他們在總結曆史經驗時就認為，商之所以滅亡就在於統治者們酗酒作樂。這不僅使得百姓下民不滿，而且招致上天的憤怒。周人在《詩經·大雅·蕩》中寫道：殷人沒日沒夜地喝酒，喝得大呼小叫，完全沒有了禮儀規範。不僅周人如此看問題，就連殷人中的清醒者也感到殷商統治集團的行為太過分了。《尚書·微子》就充滿了殷人的自我懺悔，認為自己的民族如此奢侈好飲，理當滅亡。可見，這已是當時上下一致的共識。因此，周公發布了一篇措辭嚴厲的禁酒公告，即《尚書·酒誥》。文告反映了人們對酒的痛惡。
為什麼好酒貪杯就會導致敗家亡國呢？莊子雲：“鼴鼠飲河，不過滿腹。”一個人的消費能有多大、會把國家吃垮？這是因為人們經過數百萬年饑餓剛剛踏入文明門檻，生產還很原始，生活還很低下。他們充滿了對饑餓的恐懼，他們想不出還有什麼比“多吃”、“多喝”更令人痛恨了。那時的禁酒像現在禁毒一樣嚴厲，但目的全然不同，禁止酗酒的目的在於節省糧食。周公告誡其弟康叔要愛惜土地穀物，隻有在祭祀、父母有慶、敬老等場合才能飲酒，平時不許，尤其嚴禁群聚酗酒。這種意見形成社會輿論，直至魏晉一直占上風。我們從這個時期曆史記載與文學作品中，都可以看出社會對酗酒、酒徒的貶斥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