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下簡稱《李杜》）是1971年出版的郭沫若的著作。郭老在書中談了不少有益的意見，但也有些驚世駭俗的議論，引起了很大反響。郭老這部著作是可以啟發人們思考許多問題的。當然，誰也不是先知先覺，時代的風氣總會對人們或多或少地有些影響。特別是在林彪、“四人幫”猖狂活動時期，他們控製了輿論，這時占統治地位的極左路線深入到各個角落，流風所及，賢如郭老也難於避免。不必為賢者諱，我們今天對這些問題展開討論，目的就是更好地清除極左路線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影響，使我們能夠更好地運用馬列主義觀點和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作品。
下麵分幾個小題來論述。
評價作家的依據是什麼？
評價作家要依據作品，看來是沒有疑義的，可到了具體問題上未必每個評論者都是如此明確。
文學藝術是認識和掌握世界的一種手段，從這點來看，它與科學技術是一樣的。不同的是文學藝術是訴諸感性的，並且能夠滿足人們的審美要求。因此文學藝術作品不僅要真實地、典型地再現現實生活，而且要塑造能夠喚起人們審美衝動的美的藝術形象。這些形象所展示的客觀的社會意義和滿足人們審美要求的程度，是我們評價藝術作品和作家的主要依據。評價杜甫及其詩作也是如此。他用盡畢生精力寫下了一千四百多首詩歌，在這些詩中他塑造了當時社會各個階層的許多典型人物形象。這裏有農民、士兵、軍官、貴族、書生、商人等，並且描繪了這些典型人物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環境。這一切生動地再現了大唐帝國——甚至可以說是整個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過程。他從各個角度描寫了人民所受的苦難，反映了人民的呼聲（包括愛國主義呼聲）。在占杜甫作品絕大部分的抒情詩中塑造了一個與國家、民族、人民同命運、共甘苦的詩人自我形象。他的一生中遭受了許許多多苦難，但是不管生活的道路有多麼艱難，他的憂國憂民之誌愈挫愈堅，如傾日之葵，朝海之流，永不變其初衷。他的詩深深激動著後代讀者，告訴人們在艱難的條件下如何去做一個真正的人。許多對國家、對人民無比忠誠的仁人誌士不少是受到杜詩哺育的。北宋末有位民族英雄李綱說得好：“時平讀之，未見其工。
迨親更兵火喪亂，誦其詞，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古今絕唱也。”文天祥是一個更突出的例子。在他為民族獻身的艱苦而漫長的道路上，任何壓迫利誘都沒有能夠動搖他，他是那樣自覺地接受著各種考驗，從容不追地走向光榮的歸宿。在這期間杜詩是他重要的精神支柱。他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為代言之。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也。”為此他集杜詩200首。在《讀社詩》中說：“黃土一丘隨處是，故鄉歸骨任蹉跎。”杜詩更堅定了他為國獻身的意誌。可以說這是杜詩的光榮。如果我們無視杜詩的藝術形象及其在社會實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隻摘其隻言片語，零篇碎句，甚至肢解割裂，斷章取義，或吹捧，或貶低，都是不符合實際的。魯迅先生在四十多年前就對任意歪曲陶潛表示過不滿：“倘有取舍，即非完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李杜》之中有不少地方是這樣的。例如膾炙人口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寫的是封建社會裏一個正直善良的知識分子，在風雨交加的夜晚，屋漏床濕，不能安眠。他從自己的苦難聯想到天下人的苦難，進而願意犧牲自己也盼望人們幸福。這首詩是十分感人的，因為它深深地挖掘了每一個善良的普通人都具備的崇高情感。這種情感在普通人那裏也許僅僅是一個念頭，一個轉瞬即逝的願望，馬上就會被淹沒在庸俗瑣碎的生活之中，而詩人抓住了這種美好的感情和崇高的願望，生動地在詩中再現了，使讀者的精神境界得到升華，從而能夠抵禦利己主義的塵俗觀念的侵襲。直到現在我們讀到它時還深深地被激動著。可是郭老無視通篇，卻抓住了“盜賊”、“寒士”這兩個詞指責杜甫謾罵了“貧窮的孩子”（貧下中農子弟），而要庇蔭的卻是“寒士”一一封建社會的士人（臭知識分子）。當然僅此兩條，在那時就是了不起的罪名，那麼自然這是充分體現了地主階級的“階級立場和階級情感的”。且不說這兩詞的解釋站不住腳，卻如郭老所釋，指責也還是不能成立的。我們還要看看這首詩在一千多年的傳誦中的實踐效果。北宋的王安石曾說：“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可見杜甫這首詩是一直在鼓舞人們為了人民的利益做出自我犧牲的！又如《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詩中塑造了一個對國家充滿了責任心（成都是防異族——一吐蕃侵擾的前線）、豪爽、熱情的老農的形象，表現出詩人和農民的融洽關係，也反映封建國家差役的繁重（嚴武是個例外）。可是郭老卻抓住題目說這首詩美化了嚴武，而杜甫是為了得到報酬一一“一言而賞至百萬”，才寫這首詩的。在關於杜甫是否是“人民詩人”的問題上（當然這可以討論）。也僅僅是抓住《喜雨》中的“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和《夔府詠懷》中的“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即事須嚐膽，蒼生可察眉”（解釋也有誤，詳見後）的幾句詩就做出否定的結論。我以為這個結論是要通過研究其全部作品，並依據其作品的藝術形象所體現的主要傾向來做出的。
我們在分析文學作品時往往用對作家世界觀的分析，代替對作品的分析，特別是在分析古典文學作品的時候。《李杜》的“關於杜甫”的部分前六章就是這樣。作者分析了杜甫的地主“階級意識”、“門閥觀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終身”，都屬於對詩人主觀世界和生活習慣的分析。不用說這些分析往往並不妥當，即使完全正確，也不能代替對作品所提供的形象的客觀社會意義的分析。作家世界觀雖然和作品有聯係（特別是抒情詩），但畢竟是兩回事。大家熟知的恩格斯論巴爾紮克、列寧論托爾斯泰都說明了他們的作品的客觀意義和他們世界觀特別是政治觀點、哲學觀點的矛盾。幾乎每個優秀的古代作家都有這個問題。杜甫自幼把詩作為“吾家事”來做，這不僅是因為家學，而且也是時代的風氣使然。後來由於生活動亂，詩人被拋到人民的隊伍裏，他就用詩來描寫時事，甚至可以說他自己也沒想到他的一千多首詩再現了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不可避免的過程，更沒有料到他的詩會給後來的憂國憂民之士那麼大的鼓舞。又如《北征》，詩人是當作奏章來寫的，可是他的如椽巨筆描繪了戰爭動亂給國家人民帶來的災難與痛苦，表達了輾轉於戰火中的人民的希望。
在分析作家思想的時候，也不能用考證他的家世出身和所受教育的影響來代替。作家像普通人一樣，他們的思想首先是由自己的社會實踐、生活道路決定的。我們常說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這個社會存在首先就是指人們實踐性的社會活動。所以薄有田產的杜甫的地主官僚家庭會給他思想打上一定的烙印，“奉儒守官”的儒家教育也會給他帶來不少的影響，但決定他思想的，還是十載長安的“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與辛酸，是“三年饑走荒山道”和人民共同飽嚐的戰亂、饑餓之苦，是“田父要皆立，鄰家問不違”的和農民親密無間的生活。這些，正是這些，是杜甫思想的決定性因素。因此“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不是《孟子》“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名句的改寫，而是嚴酷的現實生活在他頭腦中的反映。“長鐫長鐫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在日暮天寒的山穀中挖掘黃獨，決非相信了孔子的“民以食為天”，而是饑苦生活的驅使。我想起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裏所說的一段話：“有一個好漢一天忽然想到，人們之所以溺死，是因為他們被關於重力的思想迷住了。”我們是不是也有時要鬧這樣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