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苛求古代作家
研究古代作家要把他放回到本來的時代，不能用現代的標準衡量。社會是不斷發展的，人們對社會的認識也是在不斷地深化，因此後人總是有較多的根據去指責古代人的。我們自認為學得了馬克恩主義的道理，站在古人肩上對他們指手劃腳、說三道四是何等快意，然而這樣做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它既不能揭示對於後代作家有啟示意義的真理，也不能幫助人們從古代作品中獲得藝術享受。這樣做文學史的研究工作，我以為是失敗的。對於古代作家是不能苛求的，應該把作家放到時代座標上和他的前代及當代去比較。不應該指責他比後代少做了些什麼，應該看他比前代多做了些什麼。不要苛求作家去完成他當時所不能完成的使命。
《李杜》的作者對於杜甫所提出的種種苛求，不僅是古代作家不能完成的，甚至也不是現代作家所能勝任的。例如談到杜甫的《詠懷五百字》時說杜甫描寫了階級矛盾，但又說：“既認識這個矛盾，應該怎樣處理這個矛盾！也就是說你究竟是站在哪一個階級立場上為誰服務！”在談到《新安吏》時說：“使人民受到這樣的災難到底是誰的責任，應該怎樣解救這種災難？”討論到《無家別》時甚至要求給“何以為蒸黎”這個問題找出答案。如果做不到這些，詩人的同情便是廉價的同情，也就不是安慰人民而是安慰自己。這樣的指責是不切實際的。這不僅是杜甫時代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且是整個封建社會都不能解決的問題。因為農民不是新的社會生產力的代表者，他們不能為自己以至為全社會指出一條解放的大道（這個問題較複雜，不詳述）。如何能要求作家為人們指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呢？也許郭老會說為什麼不寫人們的反抗呢？首先，我們不能把沒有描寫人民反抗的文學作品一概罵倒。如果沒有描寫人民反抗的文學作品都在掃蕩之列，那麼我們的文學史幾乎等於空白。即如寫農民反抗的《水滸》。最後還寫了起義者被招安呢！我以為文藝家首要的任務在於忠實地、典型地再現現實生活。每天發生在人們身邊的大量事物，人們不一定都有深刻的認識，甚至許多人麻痹了，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文藝家運用各種藝術形式再現現實生活，從而使人們認識到自己的處境，喚起人們，使人民為改變自己的處境而奮鬥。不僅文藝家提出的問題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解決方案同樣也是生活的反映。當現實生活還不存在有答案的時候，怎麼能叫作者去虛構、編造一些答案呢！像科學的推論要遵循一定邏輯程序一樣，現實生活也是有著自己的發展邏輯的。作家不可能脫離這個邏輯虛構不可能存在的事物。文藝家的虛構決不能超出當時人類認識水平。17世紀法國的布瓦洛說：“你能想象比太陽更大的太陽，卻不能想象比太陽更亮的。”正說明了這一點。試想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經過了一百多年安定生活的中原地區的人民突然受到異族的侵擾，人們顛沛流離，輾轉溝壑，受盡兵燹之害，擺在人民麵前的是如何保衛自己的家園，把異族侵略者趕出去。因此肅宗在靈武繼位，表示要恢複中原，受到了人民的熱烈擁護，張巡顏真卿等人保土抗敵的鬥爭也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這個時候杜甫寫出的新娘鼓勵丈夫：“勿以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老翁的自誓：“屍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方為樂土，安敢尚盤桓。”這些並非是地主“理想化的人民”，而是抗敵鬥爭中湧現的真實。《通鑒》中不就記錄著“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甘州婦人王二娘，相與歃血請赴行營討賊”嗎？人民了解他們麵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盡管他們需要忍受痛苦，他們也知道統治階級不公平地把抵禦異族侵略的擔子完全放在他們的肩上，完全不顧他們死活地拉佚派役，但是人民也感覺到這不僅是為封建國家承擔義務，而且也是在直接地保衛著自己的利益。杜甫生動地描寫了這些，也就是真實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時代。
當然杜甫是生活在8世紀的詩人，他的出身和時代必然會給他的思想帶來許多局限。我們說他是偉大的，這是把他和前代詩人和當代詩人相比。他的思想決離不開他的時代。因此對功名的欲望，以門閥自矜，受宗教思想的影響，正說明多麼偉大的人物也決不能完全飄浮在高空，一點不受時代風氣的影響，特立而獨行的。
關於蘇渙
這裏想說明兩點：是否封建時代的背叛者都值得表彰？哥舒晃的廣州政變是否有積極意義？在極左路線統治時期，隻要看到史書上記到某某盜或某某賊一定要表彰為農民起義，看到有點叛逆性格的人物一定要大加吹捧。蘇渙由於他的活動（年輕時在巴中號日白蹠，後參加哥舒晃叛亂）和變律詩，郭老把他封為有“造反精神”的勇士，因而應被追認為“人民詩人”。關於蘇渙“名曰白蹠”時的行為如何，史料缺乏，難以判斷。不過他遺下的四首詩中有兩句說“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也就是說如果自己不得意就要打家劫舍，讓誰也不得安生。最後他充當了哥舒晃叛亂活動的“謀主”。哥舒晃是少數民族，他殺了當地刺史呂崇賁，割據州郡，實是安史之亂的繼續，中唐藩鎮割據之先聲。這樣的造反怎麼能說“是完全有理的”呢？蘇渙是對封建統治者不滿的，從他的詩中也可以看出他有一股不平之氣。但是由於他對國家人民缺乏責任感，於是就無所而不為。這正像宋代華州狂士張元一樣，由於科場不利，於是就高吟“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一時飛”，西竄夏國投靠異邦，助元昊為患邊疆。所以，有叛逆性格的人如果缺乏對國家對人民的責任感，也會幹出壞事來的。
對杜詩的一些錯誤理解
錯誤可分兩種：一種是由於有先入為主的成見，因而對杜詩做了歪曲；一種是沿襲錯誤的舊注。這裏僅舉幾例，以見一斑。
《遣遇》詩是揭露橫征暴斂、苛差勞役給人民帶來的災難的。丈夫死於百役，可是寡婦仍難免此災，這是怎麼造成的呢？詩人激憤地說：“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這本來是很明白的，把矛頭指向上層統治者，而郭老卻說這是“歸罪於在下的奸猾小吏”，而在上的“貴人是仁慈的”。為了說明這點，郭老在引詩時刪去了“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鉛刀”，“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其實這四句很重要。它指明了這些災難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的。既然是普遍的（“聞見事略同”），怎能怨下麵小吏呢？所以“豈不仁”是憤激之詞。這一點連封建詞臣仇兆鼇都是有所感覺的：“豪吏侵奪，貴人獨可坐視乎！”“日‘豈不仁’，諷刺隱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