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生命之痛苦，這是沈石溪動物小說一以貫之的命題，也是感染讀者的重要藝術激素。動物世界的痛苦與人類社會一樣，同樣形形式式，莫衷一是。既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造成的生活之苦，生存之苦，這是外部原因造成的苦，意願與現實之間產生衝突的苦。此類痛苦在沈石溪的動物圈中屢見不鮮。但還有另一種生命的痛苦，它不是源於外部，而是源於生命自身的內部原因。這種痛苦有著更為深刻的生命意蘊。例如關於生命追求與生命自身局限的矛盾所產生的痛苦。殘狼灰滿是以殘疾者身份出場的角色，在充滿血淋淋的生存競爭的狼群中，生命自身的局限無疑使它痛苦萬分。但正是在痛苦的燒灼中，灰滿將苦化成了動力，以它不屈不撓的毅力與智慧，硬是登上了狼王的寶座（《殘狼灰滿》）。混血豺白眉兒由於是狗與豺結合所生，這一生命的局限注定了它的生存是如此多災多難。對苦難生存的深刻體驗，逼使它不得不去尋找生命發展的道路（《混血豺白眉兒》）。在這裏，痛苦已不再是生命的否證，而成了追求與創造的動力。這是一種生命的積極的痛苦。痛苦之火，冶煉了生命自身，獲得了一種雄健向上的氣象。
長篇動物小說《一隻獵雕的遭遇》可謂寫盡了生命痛苦的百般景向。獵雕巴薩查本是一隻健壯、俊美的雄雕，但卻命途多舛，五年之內，被三易其主，由“獵雕”而“誘雕”而“種雕”而“野雕”，每一次角色轉換，就是一次痛苦生命的加劇。巴薩查短暫的一生經曆了罕見的生存之苦、罕見的命運摧折之苦與罕見的精神撕搏之苦。但無論遭到因被主人達魯魯誤解而被遺棄的“冤苦”，還是無意中誘使同類被捕所造成的內心“悔苦”，無論在當種雕時苟且偷生與失去自由的“身苦”，還是苦心養大白唇雕的三隻幼雕反而善得惡報的“情苦”，無論為救昏倒的女主人程姐反被剪斷雙翅落為草雞的“命苦”，還是最後在營救主人竟遭捏殺的恩將仇報的“恨苦”，都沒有擊碎巴薩查對生命的無比熱愛，對生存價值的不息追求。在與人共處的大起大落中，巴薩查審視人類，觀照生命，直逼靈魂。正是不斷襲來的痛苦，使生命在對痛苦的體驗中升發出騰遠向上的超越力量，超越自身的生命惰性與劣根性，超越生命局限，獲得整體生命的新境界。痛苦使巴薩查完成了由低到高的生命追求，使它確信生命的價值應該在出生入死中去顯現，金雕的生命輝煌就是化作藍天精英。隻有在大疑問大困惑大矛盾大痛苦大尋求大執著大犧牲的地方，才會拷問出真正的生命！巴薩查的形象具有一種人性的穿透力、藝術的震撼力與生命哲理的厚重感，因而成為動物小說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這是當代動物小說創作與兒童文學史的重要收獲。從某種意義上說，沈石溪的動物小說作了超負荷運作，承擔了不該由動物來承擔的使命，因而使文本成了人間社會文化反思的載體。所以沈氏的動物關懷也就成了作家的一種人間關懷，成了作家看取人類生命意義的一種解讀。
三
文學是人學。文學誕生於人，文學的目的全在於人。兒童文學是人之初的文學。兒童文學誕生於成年人，從根本上說，兒童文學的目的與意義全在於人之初——兒童生命的成長。現代意義的兒童文學對兒童生命成長的關切和具體運作，主要是沿著以下兩個向度的拓展。
第一個向度為主向度，即兒童文學的主流文學形態：從社會的、文化的、道德的、教育的多種角度，通過文學作品理性、情感、形象三位一體的複合力量，用以養成和提升兒童的社會人格、文化人格、審美人格，引導兒童生命合理性地進入社會人生，由一個“自然人”生命成長為“社會人”生命。這類作品是大量的，其價值與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就本世紀的中國兒童文學而言，從世紀初梁啟超、黃遵憲倡導的愛國兒童詩、教育小說，到二十年代沈雁冰（茅盾）、鄭振鐸、葉聖陶等文學研究會作家群所高揚的“為人生”的兒童文學，從三四十年代體現革命與救亡精神的左翼童話、科學文藝、抗戰兒童戲劇，到五六十年代直接反映各項“中心”“運動”的十七年兒童文學，從新時期勃興的少男少女小說、少年報告文學、校園文學，到九十年代異彩紛呈的兒童文學多元創作格局，無一不是殊途同歸，奔向這一總主題的。因之，從這個層麵上我們可以說：兒童文學是兩代人之間進行文化傳遞（如理想傳遞、價值觀傳遞、知識傳遞、道德傳遞、國情傳遞）與精神對話的一種特殊形式，是成人社會對未來一代進行文化設計（也即“人化”設計）和文化規範的藝術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