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7章 三晉文化——酸不溜溜就是我(1)(1 / 3)

山西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三晉文化是華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三晉文化源遠流長,可上朔至17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但三晉文化真正形成體係是在西周初年叔虞封唐,建立晉國之後,尤其是春秋末年魏、韓、趙“三家分晉”時期。晉國文化是三晉文化體係的初級形態,三晉國家文化則是三晉文化達到高度成熟的形態。三晉文化具有完備的體係和極其豐富的內容,其最重要、最本質的特點有兩個:一是順時應變的革新精神;二是兼容並蓄的開放態勢。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思想文化傳統造就了三晉文化多方麵的優勢。

一、三晉文化的內涵與外延

“晉文化”這一名詞,最初是從考古學文化這一意義上提出的,是指起自遠古,中經舊、新石器時期,氏族社會解體,夏、商國家建立一直到西周分封晉國、東周三家分晉這180萬年間發生在山西這一地區的文化現象。它既有考古學上較為明確的含義,因而在廣泛運用時常失之於地域上的偏狹。

“三晉文化”則不然,它一出現幾乎就是以代指山西這一區域的文化現象為其主要含義的,隻是近幾年來由於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曆史分期的明確,“三晉文化”和“三晉國家文化”才在內涵上開始產生交叉並引起意義上的混亂。如果單從字麵上理解,若以“三晉文化”來代指“三晉國家文化”,則“三晉文化”在廣泛運用時又會失之於地域範圍的過於寬泛。因此,“三晉文化”應有其狹義的和廣義的界定。狹義的三晉文化是指從遠古到戰國這一時間段內晉及三晉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意義上,它的考古文化成份即物質文化成份更多一些,因而將其稱為“晉文化”或“三晉古文化”較為準確和貼切;而廣義的三晉文化則是在山西這一特定區域中從古至今文化現象的統稱,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

晉文化、三晉古文化、三晉文化所指的不確定性,是由於曆史原因造成的,但對於今天的研究來說,必須對其有一個明確的、科學的界定,必須明確給出其確切的內涵和外延。隻有這樣,才能劃出它的研究範圍,確定它的分期和類型特點,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礎。

“三晉文化”作為廣泛的概念,其源頭並不僅僅開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晉國,也並不是單指“晉國文化”以及嗣後與此相連的韓、趙、魏“三家分晉”的曆史文化,而是以“三家分晉”為表征的“山西古代曆史文化”的宏觀代稱。

山西這塊土地上擁有的驕傲,不僅在於有雄偉的長城和古老的黃河,更有五嶽之一北嶽恒山的點綴,多少古老的神話,多少迷人的傳說,從這裏誕生。

若以長城為靠背,東太行,西呂梁為左右扶手,南黃河為足踏,則整個山西不正是一個碩大的“寶座”嗎?這“寶座”下蘊藏著的正是無窮的寶藏,“煤海”之名實令外人對山西刮目相看。山西煤炭儲藏量居全國之首,使其成為中國的能源寶庫。煤炭,是大自然恩賜給山西人的一筆巨大的財富,也是山西人引以為豪和津津樂道的話題。

山西又是一個曆史文化積澱深厚的文化寶庫。這裏的山水景觀飽經曆史風霜,飽含晉文化和智慧和韻味!它有源遠流長的發展曆史和豐富深刻的文化內容,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三晉文化的基本精神應該是其曆史特點的高度濃縮和抽象,是它區別於其他地域文化的核心,是三晉文化獨具特色、最具魅力的東西。如同三晉文化的曆史特點應當既包含又有別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曆史特點一樣,這種文化精神也應當既包含又有別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至少,有兩個特征應該與三晉文化伴隨始終,其一為務實求是,其二為豁達開放。正因為務實求是,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法家及其思想才興起於三晉,同時形成山西人勤儉尚質、固執保守的特點;也正因為其豁達開放,才有不同民族持續不斷的文化交流,才有三晉文化對周邊文化區域持續不斷的擴散和影響。

二、三晉根祖文化

山西是中華根祖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傳說黃帝軒轅氏和水神共工氏的部落曾在山西南部活動。堯舜禹德蓋華夏,弘揚傳承賴儒家。孔子、孟子是中華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在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中,集中體現了以堯舜禹為楷模的根植於三晉大地的仁政愛民和舉賢用才的政治思想;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規範和以“人為貴”的管理理念;揚善懲惡,不畏艱險,無私奉獻精神和以“孝”為首的居家美德。不僅超越了時代,而且超越了國界。可以說,孔孟弘揚、傳承了堯舜美德,形成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內涵,為人類的文明和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

悠久的曆史,古老的文化,使山西成為“尋根問祖”的人文勝地。

有一首歌謠在全國許多地方流傳著:“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雖然有外人嫉妒地說:“洪洞縣裏無好人”,但山西“洪洞大槐樹”已經是全國馳名的人文景點,每年都吸引了不少人前來發思古之幽情,滿足“尋根”的好奇心。

1.三晉故地育唐風,儒家學說最推崇

在遠古4000年前的原始社會末期的唐虞之世,山西南部還流傳著《大章》《大韶》等樂章。《論語》還記載著孔子聽到《大韶》樂時連連發出“盡美矣,又盡善也”的稱讚。在反映上自周初,下迄春秋500多年間社會現實生活的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是承載三晉文化最早、最可信的母體之一。其“魏風”7篇、“唐風”12篇,都產生於三晉這塊肥沃的熱土。孔子對“詩經”有很高的評價,主張“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老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即先德行,後文藝。孔子認為“‘詩’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充分表達了儒家對勞動人民淳樸情感的肯定和讚美,也是融入儒家思想源泉的涓涓細流。儒家學說統治中國逾2000年,既維護了封建社會的穩固與發展,也保存、創造了中華傳統文化。而儒家推崇三晉根祖文化,三晉根祖文化在儒家思想流派構成中的主流內涵是不可忽視的,不容磨滅的。在中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曆史中,儒家學說作為曆代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一直被因襲下來,但也在曆史進程中不斷地受到批判和發展。而三晉人文對儒家思想情有獨鍾,三晉人文在儒家思想的傳承發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百家爭鳴獨樹一幟,三晉變士促統一。司馬遷在《史記·張儀列傳》中曾說“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人也”。罷黜百家尊儒術,漢代三晉文武德。漢武帝采納了潛心研究孔子學說的大儒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開啟了儒家學說統治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局麵。三晉大地湧現出一代又一代崇奉儒學,從政為民,忠勇大義,才華橫溢,淡泊名利,清廉守誌,雖經坎坷,而至死不悔的仁人誌士,可謂文臣武將士皆忠勇,文人學士大器多。為儒家正統思想爭了光,添了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