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著名儒士郭泰，太原介休人，自幼好學，博通古文，及至成人，漫遊到京師洛陽。他廣交儒生，注重道德，研究學問，與反對官宦專政的河南尹李膺結為友好，被稱為聰明、高雅、博學、多能之士，受到儒生們的景仰。他深感世道艱難，拒絕做官，遂閉門講學，生徒達數千人。很多人在品德學問上以他為楷模。當時，太學生和士人曾給全國三十二位大名士立了“八俊”（俊傑），“八顧”（有德行），“八及”（能引導後進），“八廚”（有錢救濟貧士）的稱號，郭泰被列為“八顧”之首，大有孔子之風度。
2.《詩經》與三晉文化
三晉大地是中華民族和中國古代文明的策源地，也是中華民族燦爛傳統文化的搖籃。它的“根”可以遠尋到古老的神話傳說，如“精衛填海”、“女媧補天”、“誇父逐日”、“愚公移山”等，但有文字記載的較為明確可靠的要算《詩經》中的“魏風”和“唐風”。《詩經》是我國奴隸社會的一部“大百科全書”，其中蘊藏著十分豐富的文化信息，而在彌足珍貴的“十五國風”裏，晉地就占有其二，這無疑是領略西周到春秋時期晉文化風采、尋找晉人最早的文化之根的一扇最佳窗口。
（1）“魏風”和“唐風”產生的時代和地域
《詩經》中的“魏風”之“魏”不是三家分晉後的魏國，而是在西周就已受封立國的魏國，其地點在今山西省運城地區芮城縣境。《史記》雲：“魏，大名也。”“魏風”七篇皆無事實可考，大抵皆為不滿魏國末年政治的話。推知此七篇詩作的年代，當在魏國將亡之前，即春秋時代（前661年）以前。唐，古國名，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唐”的意思是大，《說文》雲：“唐，大言也。”周成王以唐地封弟叔虞，史稱唐叔虞，後因南有晉水，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所以，春秋時也有稱晉為唐的。“唐風”共計12篇，最早的詩當在昭公初年，即周平王時代；最晚的詩到晉獻公中期，時間跨度為100餘年。“唐”地在“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嶽之野”。“唐風”產生的地域，大約在今山西省中部太原為輻射中心，兼及太原東南部的一些地區。
（2）《詩經》中的“三晉名物”
宋人王應麟認為：“格物之學，莫近於詩。”其實，孔子早就強調過《詩經》的認識名物的價值，因為它有助於“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它可以作為“百科學書”教育學生，也可以讓後人了解先民的生存狀態。“魏風”和“唐風”涉及到了很多三晉名物。其中，樹及灌木有14種，如桑、桃、棘、檀等；糧食蔬菜有六種，如禾（小米）、黍、稷等；野菜藥物有六種，如苦（菜）、苓等；動物有五種，如鶴、鼠等；衣物有八種，如葛履、角枕等。從《詩經》記錄的這些名物中我們看出晉文化是內陸文化農業文明是晉文化的“支柱產業。”“魏風”和“唐風”中的詩很少敘寫水、魚之類，而多有樹木山林的描寫，說明三晉還具有“山文化”的特點。
（3）《詩經》中的“三晉風情”
朱熹《詩集傳》說：“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風”是從先民心底流淌出來的歌，貼近性靈，貼近生活，貼近鄉俗。反映晉人生活的“魏風”和“唐風”雖然隻有19首，但卻從一個特定角度反映了晉地風情。比如:縫衣歌,“魏風”中的《葛履》是最古老的一篇縫衣曲，寄托了縫衣女的無限惆悵。詩中言道，女方受凍，葛屨履霜，以其纖手為人縫衣服，而好人服之，章身作態；采桑歌,在男耕女織的古代社會，養蠶采桑是女性生活的重要內容，又是女性走上田野，展示風采的時機；伐木歌,“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漪”。“魏風”中的這首《伐檀》，是多麼悅耳的勞動節奏，多麼美妙的勞動場景，多麼歡快的伐木之歌。雖然接下來是憤憤的責問和冷峻的諷刺，但笑罵幾聲，以抒塊壘之後，又陶醉在了勞動的創造之中。這使我們聯想到了民間的那些樸實、風趣、調侃的“打夯歌”。可見，勞動和創造的歡樂是勞動者共有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