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詩經》中的“三晉精神”
地方歌樂就是地方文化的反映。那麼，《詩經》中的“魏風”和“唐風”表現了晉地先民的哪些精神品格呢？
①深廣的憂患意識
《魏風·園有桃》：“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心之憂之，其誰知之。”“心之憂之，聊以行國。”“詩小序”釋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清人汪酲風釋雲：“魏小而逼於晉，又以下材當國，危亡在旦夕。君相不知憂而士憂之，忽而歌謠，忽而行國……其猶《離騷》之意也與？”故有人評述曰：“自《園有桃》詩人，而後屈靈均似之。”這是“知識階層”社會責任感的體現。
②勤苦節儉的精神
“魏風”和“唐風”中諸多反映勞動生活的詩篇，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同時，晉人的勤勞品格，還具有忍耐樂觀的精神，這是人們能在艱苦環境中生存下來的一種寶貴品格。
③戀家孝親的情結
三晉地處內陸，交通不便，造成了晉人戀家孝親的熾烈心態。反映在《詩經》裏，如《陟岵》所描寫的行役者之苦，不是像一般征夫詩那樣，直接寫勞役的痛苦，而是從行役者的想象出發，寫親人想念自己之苦，這就大大增加了詩篇的思想容量。再如《鴇羽》，則描寫了一個在外苦於行役的人，不是悲歎自己的處境，而是對無依無靠的父母非常擔憂。這類詩篇，在《詩經》中是不多見的。孝順父母是中華民族的美德，而晉人尤甚。這是汾河水裏激起的閃爍著人性光彩的一朵晶瑩浪花。
總之，《詩經》是承載三晉文化的最早、最可信的母體之一。“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魏風”和“唐風”是這塊熱土上最早的歌唱之聲。帶著那個時代的身影，帶著那個時代的鄉音，使我們可以乘著這一葉“文字之舟”，溯曆史長河而上，去尋覓那悠遠的三晉文化之源。
三、《義勇》悲歌動天地
三晉曆史上有一個和中華文化曆史上另一個影響巨大的人物——“文聖”孔子比肩並稱的“武聖”關公。即使到了現代社會，人們對“武聖”關公，及其所體現的“忠、義、勇精神”的崇拜，也是到了“全民敬奉”的地步。在人們群眾心目中，關公不僅是一個可以幫助他們伸張正義、釋厄解危、警戒邪念的“道德神”；還是一個能夠保佑他們合法經商、正當賺錢、以義生財、發家致富的“財神”。
關公是生活在東漢末年、三國初期的曆史人物。由於當時朝政腐敗，社會動蕩，“春秋無義戰”的冷峻曆史，幫助他認識了人生，認識了社會，辨明了真假、善惡、美醜、是非。這導致“讀好書，說好話，做好人”成為他的人生信條；“見義勇為”、“輕財仗義”、“義重泰山”、“舍生取義”成為他的思想、行為準則。他先是在家鄉“路見不平”、“義殺權貴”，亡命涿州後又與劉備、張飛“桃園結義”，戮力同心，赴湯蹈火，最終完成了大業。他以後鎮守荊州，因大意而遭擒遇害。關公死後，其故事在民間廣泛流傳；唐、宋以後，他受到曆代封建帝王的推崇；到元末明初，由於小說家羅貫中的天才創作和精心塑造，關羽成為一個集“忠、義、勇”於一身的理想化的文學人物；到明、清兩朝，關公更由帝而神、由神而聖，最終與“文聖”孔子比肩並稱為“武聖”。
在人們心目中，關公是“義勇”精神的化身。“義”是什麼？“義者，宜也”；“義者，事之宜也”；“義，人之正路也”。正如當年女媧在天崩地裂的巨大自然災難麵前，毅然“煉石補天”的勇敢行為一樣，“義”就是中華兒女在“利與害”、“得與失”、“成與敗”、“榮與辱”、“生與死”等人生、事業的重要抉擇關頭，為維護人生的崇高信念和人類正義事業，而毅然作出的超越功利的選擇；是麵對“文明與蠻味”、“正義與邪惡”、“道德與墮落”等人生觀、價值觀的激烈搏鬥、較量時毫不猶豫的抉擇。
在關公思想和行為當中，“義”的內涵明確無誤，但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環境、條件下，“義”的內容又各有細微、本質的區別：他與劉備、張飛之間的感情，屬於親如手足的“情義”和誌同道合的“道義”之交；而他與“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的曹操之間，卻隻是感念當年討伐董卓、“諸侯會盟”時的“識護”、“提攜”之恩，以及後來“暫棲曹營”時饋贈金錢、美女的“恩義”關係。二者之間的孰重、孰輕不可同日而語。關公的光輝品德和高尚行為，是他從《春秋左傳》中吸取營養的結果；是接受“三晉文化精神”感染和熏陶的結果；是中華民族古代文明哺育、培養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