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總的來講，齊魯之地，山水雄渾，天高地厚，河海浩蕩。上古之少昊，開魯之周公，興齊之薑尚，賢達名仕，燦若星河，依周禮而成定製，啟民心之醇釅浩氣。在孔孟之道的長期熏染下，齊魯民風厚重憨實，曆史上多鴻儒、多良民、多豪傑、多烈女、多君子。
有人用“儒、岱、仙、海”四字來象征山東，孔廟、泰山、蓬萊仙島、嶗山道士、海市蜃樓、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靈岩寺、田橫島、長島、劉公島、成山頭、天鵝湖、十笏園，人境與蒼天相融，人境與大地相彙。
有一則故事講，中國東西南北中各省區的人交勝爭談自己地區的名人名物，每省都說自己那裏有多少名山、名水、名人。最後問到山東人，山東人說：“我們山東名山、名水、名人最少，隻有一山、一水、一聖人。”山東名山、名水、名人雖少，卻都是響當當地。一山即泰山，號稱五嶽之尊；一水即黃河，中國民族的母親河；一聖有即為孔子，古被尊為萬世師表，今被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這一山、一水、一人，中國獨一無二，都可作為中國民族、國家、文化和文明的象征或代表性的人和物。由此三者，即足可看出齊魯文化的曆史地位。
二、儒家文化影響下的齊魯文化
歐文·威廉斯評價說：“古山東人世代都是在同黃河的搏鬥中生存下來的，一次大的決堤改道，能使大地顆粒無收，災民一無所有，所以，必須勤勞，隻因勤勞，所以他們是世界上最忠誠的勞動力。”
以齊魯文化為例，盡管如劉禹錫所說，齊魯人也有著較為明顯的地區差異，“鄒人東近沂泅，多質實；南近騰魚，多豪俠；西近濟寧，多浮華；北近滋曲，多儉嗇”，但從總的角度來看齊魯人給人的印象是壯實英偉、淳樸厚道、耿直重情、富有同情心，潛含著英雄主義的陽剛豪灑之氣。在今天，齊魯人被認為是保留中國北方傳統風尚最多的群落，提到北方人人們最先想到的首先是他們。魯文化的儒家思想，不僅陶治了民眾的性格氣質，而且錘煉了他們的心理結構。
在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潮中，在早期儒家文化中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北方文化的特質。傳統儒家文化的正脈發跡於齊魯，並為齊魯厚土灌進不絕的靈性與神秀之氣，一代代的齊魯英豪由滋而生，若黃河之水奔流不息——
魯班、曾參、顏回、墨子、孫臏、孟軻、扁鵲、甘德、蒙恬、東方朔、匡衡、鄭玄、孔融、管寧、王粲、劉楨、仲長統、諸葛亮、王導、王敦、王猛、左思、王羲之、鮑照、劉勰、賈思勰、秦瓊、房玄齡、顏真卿、黃巢、宋江、李逵、李清照、辛棄疾、邱處機、唐賽兒、王士禎、蒲鬆齡、孔尚任、王懿榮、張養浩、李清照、趙秉仲、呂彥直、武訓、張擇端、馬周、戚繼光……如果需要的話，這份名單還可以不斷地開下去。這一精英群體在齊魯文化中應運而生並非偶然現象，隻有適合於營造儒家思想的人文地理模式中這一切才可能發生。
從遠古看，曲阜是少昊東虛，東夷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時代，這裏就出現了光輝燦爛的史前文化，如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就是東夷史前文化。這個文化就像東方的紅日，最早放射出了中國文明的曙光。商王朝曾在曲阜建都，商奄一帶經濟、政治、文化一直長盛不衰。直到周朝滅商以後，商奄還是殷人反抗周人的重要根據地。因此，周公東征“踐奄”之後，周成王把魯封給周公，從此建立了魯國。
周王不僅把許多寶器、典籍和優秀人物賞賜給他，還允許魯國使用隻有天子才能享用的禮樂。《左傳》、《史記》等書都詳細記載有封魯的特殊待遇。魯國享有的這些特殊照顧對其文化發展極為有利。因此，到了春秋時期，魯國首先成為東方文化的中心，受到天下人的注目和景仰。《左傳·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又載，晉國執政大夫韓宜子訪魯，看了魯國史官保存的周朝典籍感歎地說：“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些都說明魯國文化的先進地位和魯國受封之初享有的文化特權對魯國文化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可以說，孔子是魯國文化環境的產兒，孔子文化是周文化與東夷、夏、商文化交彙融合的結果，也是春秋時代的產物。
作為齊魯文化核心的儒學產生於春秋時期的魯國，儒家學派的創立，對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生活產生過巨大影響。尊崇孔學而以孔子為尊師的儒家學派，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主流，統治中國學術思想2000多年。由孔子開創，儒家學說和儒家學派的創立是孔子畢生奮鬥的結果。孔子創立儒家，但生前命運不佳，儒學沒有取得社會的普遍承認。但他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不見。如子張居陳，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弟子再收弟子，如“田子方、段幹林、順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地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史記·儒林傳》），形成一種極大的勢力，形成為儒家學派，使儒學得以廣泛傳播，發揚光大，戰國時期與墨家並稱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