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荀子等繼往開來，尤其是荀子對孔孟儒學和管仲思想進行了批判繼承，揚其所長，棄其所短，促進了齊魯文化的融合和發展。荀子對孔孟十分尊崇，但並不盲從孔孟的學說，而是在對孔孟儒學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大膽地批判、修正孔孟的學說，並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如荀子在對孔孟“仁政”學說、天命觀和性善論等思想的批判中，勇於堅持真理，取長補短，繁榮和活躍了稷下學派的學術爭鳴。而且在孟、荀所處的時代在周邊的齊、衛、燕、趙、魏等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傳播發展。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客觀上為儒學的進一步走出山東創造了時機。但是，儒學的重禮義，仁政愛民的思想觀點並不被崇尚法製、專權的秦始皇所重視，反而製造了“焚書坑儒”的文史劫難。直至西漢，齊魯的儒生們才得以施展才幹抱負。漢武帝在位時采納儒生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最終奠定了儒學的正統地位。
另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齊魯自古出賢相。諸葛亮、管仲、晏嬰、王猛、王導、房玄齡等曆史上重量級賢相都是山東人。齊國的建立者薑子牙和魯國的建立者周公旦也是兩個充滿傳奇色彩的賢相。另外，有人推斷商代著名的賢相伊尹也是山東人。山東曆史上賢相輩出的情況與唐代以前這裏發達的經濟、深厚的儒家氣脈、雄渾的人文情貌是分不開的。
儒學在山東有著廣泛而深厚的社會基礎，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山東人的性格。比如，山東人淳樸厚道，與人為善，任勞任怨，顧大局，重實幹。但是在另一方麵，山東人的性格中又包含著固步自封、循規蹈矩、偏執狹隘的特點。
三、魯人與齊人
古語道：“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西周時實行“封邦建國”製度，今山東地區封國大約有40多個，其中齊國和魯國是這一帶最大最發達的兩個諸侯國，以至後世將“齊魯”作為了山東的古稱。齊國的都城在淄博，疆域從山東中部一直延伸到膠東半島的大海之濱。魯國的都城在曲阜，疆域主要在魯西、魯南一帶。齊魯之地自古山水雄渾，文化浩博，兩地有著崇周禮、重教化、尚德義、重節操等等共同的風尚，齊魯人給人的總體印象是壯實英偉、淳樸厚道、耿直重情、富有同情心，充滿了集溫厚與陽剛為一體的豪灑之氣。在今天，“山東大漢”被認為是北方人的代表，一提到北方人，人們最先想到的就是他們。但是細下打量的話，齊魯兩地的文化淵源大為不同，兩地的人文情態亦有較大差異，如劉禹錫就說：“東近沂泅，多質實；南近騰魚，多豪俠；西近濟寧，多浮華；北近滋曲，多儉嗇。”總的說來，魯人更為尊禮、崇德、守舊，齊人更為務實、開放、勇武。
1.道德型的魯人
這是一個屢屢被人道及的傳說：
周初大分封之後，薑尚問周公姬旦：“您怎樣治理魯國？”
“尊尊而親親。”姬旦道，又問薑尚：“您如何來治理齊國？”
薑尚直言相告：“尊賢而尚功。”
這個傳說見諸《淮南子·齊俗訓》，又見乎《漢書·地理誌》。它真實地道出了齊、魯兩國在建國方針上走兩條不同道路的狀況。
“尊尊而親親”即以禮治國。“尊賢而尚功”即尊重人才開拓進取之意。
禮者，何也？這是一個婦孺皆知而又甚為模糊的概念。古往今來，國人大多是從他們言談所需要的某個層麵或某一角度來定義禮。最為他們所樂道的，是禮的尊卑貴賤的等級區分。司馬光就曾說過：“禮莫大於分。”（《資治通鑒》卷一，威列王二十三年）這種觀點尚停留在對禮的表麵認識上。
《禮記·禮器》中有一句話：“先王之製禮也，有本有文。”這話不大引人注意，卻最切中禮之義。“本”，指禮的精神和原則，乃禮的內在特質；“文”，指揖讓周旋的儀式和用來行禮的各種器物，乃禮的外在表現形式。
內容須靠形式來表達。禮的內在特質：神秘性和倫理性。是藉助揖讓周旋的儀式和行禮時陳列的各種器物而得以表達的。對此，宋人歐陽修說過：孝慈、友悌、忠信、仁義這些倫理道德，具體體現在居處、動物、輿服和飲食上。此話一語中的。而體現的方式，則是尊卑貴賤的等級區分。
與禮治相呼應的，是經濟上的男耕女織。
魯地處內陸，沒有齊國那樣發展海上捕撈、煮海水為鹽的條件。但魯地土壤肥沃，洙、泗足資灌溉。再者，重稼穡尚耕織，也是姬周人的傳統。在傳統與自然條件的雙重驅動下，魯人男耕種，女紡織，走向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禮治與耕織，成功地塑造了“道德型”的魯人。魯人外行禮教，內體仁義，兩方麵都做得好的人就是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