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民俗中膾炙人口、最有地方特色的是廣州歲末花市。廣州素稱花城，種花曆史由來已久，西漢時已是鮮花常開、品係眾多，當時已有“自別國移至”的茉莉與素馨。宋時漸有花市出現，到明清二代，廣州種花業發展更快，許多農戶以種花販花為生。19世紀中期出現歲末花市，設於市中心地帶，規模盛大，遊人如潮。花市形成後，一年一度於歲末成市，四鄉花農將鮮花集中花市向市民售賣，入夜後尤盛，除夕過後花市即散。
嶺南民俗喜早起上茶樓喝茶、吃點心、談天，謂之“飲早茶”。嶺南城鄉茶樓密布，每天清晨即開市，茶客絡繹不絕。
20世紀末，嶺南文化經曆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洗禮，顯示出強大的活力。今天，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我們站在更高立場更高層麵對嶺南文化作出總結和評價。因而，現代性審視的要求擺在了嶺南文化的麵前。
嶺南文化是一種較能適應現代化進程的文化形態。廣東人的懷舊情緒相對來說比較弱。比如，中國許多地方曾經在90年代大唱懷舊歌曲，一時間大街小巷重新飄揚起《東方紅》的旋律，廣東人卻沒有卷入這個熱潮。又比如，北京的文化人為浸漫了過去時光的四合院日益減少而痛心疾首，廣東的文化人卻很少為南國特色的騎樓日漸消失而大聲疾呼。當北京街頭冒出許多“知青”飯店，許多過來人大談黑土地上的經曆時，廣東的老知青們也搞了一兩個活動，卻沒有多大回響。懷舊，是一種固守，一種被歲月過濾了的純淨。懷舊需要某種經曆和情感上的認同，所以，懷舊色彩越濃，越容易陷入自己的窠臼；懷舊色彩淡一些，向前看得多一些，則具有更多的開放性、兼容性和現代性。
廣東人具有較為開闊的胸襟，這為嶺南文化的兼容性奠定了基礎。當改革開放的春風乍起，第一批外商踏上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在這裏獲取了非常可觀的經濟效益。但是廣東人並不嫉妒，他們創造了一種思維模式：隻要自己能賺錢，不怕別人賺大錢。因而，他們不在乎與香港前店後廠的關係，在經濟上采取實用主義立場。開闊的胸襟是兼容的前提，也是現代化的前提。萬事錙銖必較，過於計較一己的得失，就難以融入世界性的潮流。
近代嶺南文化的融通性的必然結果便是兼容並蓄，擇善而從，其現實反映便是古與今，土與洋，中與西的“大雜燴”，近代嶺南的思想理論，審美藝術，大眾飲食，民風民俗，皆是如此。特別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習俗引進嶺南，很快與當地生活方式結合起來，傳統的與現代的，本土的與外來的、中國的與西方的，隨處可見，同時並存，這種融通性在近代嶺南思想理論層麵表現得最為明確和集中。康有為的思想是“含咀於吾國數千年來之文化，以及印度、希臘、波斯、羅馬古哲之懿言，及近代英、法、德、美先哲之精華，損益古今，斟酌至當”而融彙構成的。孫中山的思想體係之建構，也是博采眾家之長的，自稱“凡一切學術，有可能助餘革命之知識及能力者，餘皆用以為研究之原料，而組成餘之革命學也。”孫中山曾說明其思想淵源為：“餘之謀取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我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開放融通，擇善而從的社會心理使得近代嶺南文化在身處激烈的古今中西之爭中能夠高瞻遠矚，進行合理的文化調適，從而廣納博收，取長補短，煥發出嶺南文化的新光彩、新精神。
嶺南文化經常處於動態之中。有批評說，廣東人會生孩子，卻不會取名字。意思是說廣東善於創新，卻不長於理論總結。但是廣東人對於這樣的冠名權倒不很在意。理論總結是升華，但是換一種角度看，它也是束縛。嶺南文化樂於為曆史寫第一稿，而不在乎定稿本上的名字排列。這種品質，為它平心靜氣與不同文化範式的相處相融作了準備，也為它接受發展中的現代性因素作了準備。
廣東要想在新的世紀保持先發優勢，以廣東為代表的嶺南文化要想在曆史發展的新階段依然光彩奪目，就必須在兼容的同時認認真真地進行一番梳理和反思，在現代性的審視中尋找新的動力，尋找新的增長點。
二、香港文化的前世今生
如果說燕趙文化是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混血兒，那麼香港文化便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混血兒。
香港文化受嶺南文化影響較深。廣義的嶺南文化本來就包括香港地區在內，隻是由於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我們的嶺南文化概念已基本退居珠江流域。所以，廣東與香港在文化上較容易達到融合，形成同構。因而，我們談嶺南文化就不得不談香港。
香港文化是不中不西，又亦中亦西的複合型文化，這多少與香港的曆史有關。在1840年以前，香港和澳門地區是典型的嶺南文化的勢力範圍。因其地小人少，充其量隻能稱得上是嶺南文化中的一滴水。
早在商朝時，珠江流域聚居著一個與中國農耕部落不同的部落，他們善於捕魚航海，不事農耕。這個部落最早的首領是公孫隅，這個部落被人們稱為“百越”，他們的活動範圍就在今天的香港和澳門地區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