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製度也叫做“活佛轉世製度”。
達賴的全稱叫“達賴喇嘛”，達賴的意思是大海，喇嘛的意思是上人或上師。
班禪的全稱叫“達賴額爾德尼”，班禪的意思是學者，也可以理解為專家教授吧！額爾德尼的意思是寶師，即神聖珍貴的佛學大師之意。
可見，達賴和班禪的意思很相近，都是指導人學佛修行的大教授。既然二人的職責那麼相近，為什麼還要設兩位大師而不是一位呢？難道是因為一個人忙不過來嗎？
不是，追溯一個曆史，這種二元的喇嘛教活佛轉世製度，其實還是由象雄本教文化和鬆讚幹布開始自中國、尼泊爾、印度引進的佛教文化之間各有著自己社會基礎的結果。本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文化基因不同，就難免引發西藏社會曆史運動的矛盾和平衡互補，這種衝突和互補的長期發展，就形成了一個達賴、一個班禪的雙頭“活佛轉世製度”。
達賴和班禪都被尊為“活佛”，活佛製度是從都鬆欽巴開始的。1187年，都鬆欽巴創建了楚布寺，他在圓寂前囑咐弟子們說：自己“將乘願再來”，也就是說他還要轉世到人間，重新開始履行自己的職責。後來，他的弟子們就到處尋訪，終於找到了一個靈異的兒童，認定他是先師的化身。於是就請進寺廟，尊為主持。以後，這個製度保留下來，就一步步逐漸確立為活佛轉世製度。以後，別的教派互相模仿，是為達賴和班禪雙頭製度的源頭。
在藏民文化中，有一種習慣的說法，天上有太陽月亮，地上有達賴班禪。達賴喇嘛被認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班禪額爾德尼被認為是無量光佛的轉世。
藏傳佛教，對信仰該教的青藏地區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經論即知識，喇嘛即學者，“萬般皆下品，唯有學經高。”足以可以見佛教在青藏文化中的影響。
在知、行關係上，佛教重知輕行，而且把“知”主要限定在佛學方麵，把“行”等同於自我修煉（內修心、外修身）和擴大佛教影響、提高佛教社會地位的實踐活動。重視人的自我內省，但內省卻完全陷入對自我對人生的否定之中，其目的不是鼓足勇氣，邁步向前，而是頂禮釋氏，皈依佛門，讓人們在對佛的信仰與崇拜中，認識和實現自身的價值。藏傳佛教在緩解人們精神重負，撫慰人們痛苦，心靈的同時，也有加強高原人優良品德修養的作用，如重知識、尊學者，乞苦耐勞的精神，堅忍不拔的毅力，豁達善良的性情，正直利他的品格等，均屬此類。
在西藏傳統中，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東西是慈悲，慈悲是佛教對人類精神最崇高的貢獻。按佛教的解釋，慈悲是一種理性的愛。因此它就似乎比別的宗教愛得更加有價值，這裏的理性，當然是價值理性，而不是科學的工具理性。這種理性並不在邏輯中，也不在語言符號的表達之中，而是必須在行為中。也就是說，它存在於對佛陀和菩薩理想的了解和反複實踐當中，就像王陽明說的“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所謂菩薩，就是承擔一切眾生苦難的人，他踏上解脫之旅，不隻是為了自己，還為了幫助其他眾生。人在自己的了解和行為中證得自身的價值之後，他就解脫了。這種解脫並不就是說融入絕對的境界之後就了事，也不僅僅是為了自己在極樂世界中安享寧靜和歡樂，逃避“空”寂的世俗世界的痛苦。相反，佛教也鼓勵人選擇一再地回到世間，奉獻他的智慧和慈悲，來服務世界，包括變牛變馬的服務和奉獻。就上一世紀的人類大戰互相殘殺曆史來看，就目前世界上仍然存在的局部戰爭連綿不斷的情況來看，目前全世界最需要的，其實也可能正是這樣的精神。試想，這些活躍的和平使者，難道不是全人類最珍貴的道義精神嗎?還有比聖雄甘地的努力更無可挑剔的嗎?誠如龍清巴尊者所說的，他們“披戴堅忍的盔甲”，致力於宣揚他們的菩薩理念．並把智慧傳布到我們經驗中的每一個層麵，同時，如果人類還需要價值理性的話，這樣的努力也將日益傳遞到這個“小小寰球”上的每一個有人的角落。
是的，我們承認，在當前占文化優勢的西方世界，在他們那些人的心目中，東方的道教、佛教，則都是一些似乎不可理喻的神秘主義。但是即使是在西方，在真正前沿的科學大師和神學大師那裏，他們也是承認這個世界的永恒神秘性的。比如，愛因斯坦、羅素以及上世紀紅極一時的存在主義哲學大師們。他們承認，科學不可能使這個神秘的世界變得徹底清晰明朗，所有的人類科學知識加在一起，也不能改變世界在本質意義上的神秘特性。這是關於這個世界的永不可能易改的結論。人類能做的事情隻是相對的清晰和明朗，但這些清晰和明朗也隻有放在世界宇宙的神秘大背景上，才能顯示出它對人類來說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