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死後確實有來生，你也許會問：為什麼這麼難以記得或者說它根本不記得呢？在《伊爾的神話》中，柏拉圖討論過人為什麼沒有對前生的記憶。在柏拉圖的書裏，伊爾是一位士兵，他被認為已經戰死沙場，他似乎經曆了死而複生。當他“死去”時，他看到許多景象，同時被訓令複蘇過來，以便把死後的情況告訴別人。就在他要回來之前，他看到那些正準備出生的生命，在恐怖、煙霧彌漫的熱氣中移動，通過“遺忘的平原”就是寸草不生的荒涼沙漠。當夜幕低垂時，柏拉圖告訴我們：他們就紮營在“失念河”邊，失念河的河水無法用任何器皿來裝。他們每個人都被要求喝這種水，有些人還糊裏糊塗地喝了很多。每一個人在喝水的時候，就忘掉了一切。伊爾本人被禁止喝水。醒過來時發現自己就在火葬場的柴堆上，所以還記得他所聽所見到的一切。在道教的論證中，這種故事更是多得驚人，我們這裏不必引述。
在佛教看來，天空的光明即是一種空性，在眼睛裏的天空中，沒有中心，沒有圓周，隻有純淨、赤裸的本性（或者說直覺）露出曙光。
透過佛教的修行，我們可以逐漸穩定心性．因此它就不再隻是我們絕對的本性而已，而成為日常的事實，按我們習慣的說法，就是擔水劈柴，無非妙道。如此，我們的習氣越分解，禪定和日常生活間的差異就越小。漸漸地，你就像一個可以穿過玻璃門走到花園的人，不受任何隔礙而走入那絕對的般苦、涅槃世界。凡夫俗子的心因此而找到了自己的基礎，他對死亡的恐惶因而也就被有效地減弱，於是他可以越來越輕鬆地安住在心性的明光之地。
一切宗教所希望的其實正是未來世界免於殘酷和恐怖，人類得以生活在心髒的終極快樂，透過我們的努力而獲得實現。這就是目前中國哲學界所最常關注的話題：終極關懷。
藏族宗教神學家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書》中描述道：偉大的上師頂果欽哲仁波切，於1991年9月27日，在不丹的滇普圓寂，享年82歲。見過他的人，沒有人會忘記他像一座高大、莊嚴的山，身上散發出最深厚的溫柔寧靜，以及自然豐富的幽默感，使得他雖然高大，卻不會令人生畏。那種安祥和喜悅正是最高體悟的象征。
西方人也許會驚奇地發現西藏有這麼多的轉世者，而他們大多數是偉大的上師、學者、作家、神秘家和聖賢，正是這樣一群神神秘秘的人，對於佛法和社會都有傑出的貢獻。他們在西藏曆史上，扮演著中心的角色。我們寧可相信這種轉世的過程不隻限於西藏，也發生在其他一切國家一切時代中，正像帕斯卡爾和詹姆斯在信仰麵前的賭博一樣，我們不妨按中國人的說法，對上帝、天和道進行一次賭博。這樣，在我們看來，曆史上出現過的許多藝術天才、精神領袖和人道主義者，他們雖然做的是與科學家不同的事業，卻同樣幫助了人類的前進。例如甘地、後期的愛因斯坦、林肯、德蕾沙修女、莎士比亞、聖法蘭西斯、貝多芬。這些人的貢獻不同，但我們都可以承認他們是菩薩。至少，當西藏人一聽到這些名字時，假如他是有教養有文化的人，聽懂了這些人的故事，會立刻稱這些人都是菩薩。
既然各大文明都有宗教的根底作為文化的基礎，中國人不是例外，西藏人更不是例外。
凡是有真正同情心的人都會承認西藏人在苦難中摸索數千年的精神價值。
這也是消極的宗教與積極科學的意義和共同價值。
有平衡就有衝突，有衝突就意味著內中的分裂。這就為目前達賴和班禪的分裂奠定了一定的曆史陰影性文化基礎。宗教的不幸，莫過於宗教領袖的不和，若加以政教合一的實際影響，這就會鑄造成為民族的不幸。十三世紀達賴時，由於英帝國主義的挑拔離間，達賴和班禪之間已經產生了一定的隔閡。辛亥革命後，由於出現了政治權力的一度真空，二位活佛的不和就導致了1924年11月15日晚九世班禪從藏區出逃，轉入內地。直到20世紀50年代後，在中央政府的協助下，班禪在國外所從事的分裂即西藏獨立活動，一直對藏民的心理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直到現在，這件事仍然在西藏社會不安一的重要因素。加之近年來台獨勢力的囂張，並與達賴國際社會上悄然呼應，對祖國的統一大業構成了嚴重的不利影響。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人類精神文化寶庫中的重要遺產之一，藏傳佛教文化蘊藏著無窮的智慧，還有待我們認真甄別，充分汲取，它是青藏文化的一份獨特的奉獻。
青藏文化中確實彌漫著宗教的和神秘的煙雲，但也不乏科學的精神和理性的光芒。我們相信，一個能在宗教領域顯示卓越才華，充滿無限智慧的民族，也一定能以嶄新的姿態，再創輝煌，與我國各族人民一起，步入迷人的21世紀。
三、鬆讚幹布與文成公主
漢代派王昭君到荒蠻的大漠與匈奴和親的佳話，到了唐代，在青藏高原的冰雪王國來了一次重演，文成公主嫁給了藏王鬆讚幹布，這是關於中國版圖合法性的一次巨大的宏觀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