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提出了態度的元認知模型（Meta-Cognitive Model，MCM）（Petty， Brinol， & DeMarree， 2007）。根據MCM，Petty等人認為態度目標會同時與積極評價和消極評價聯係在一起，這可以被現在的內隱（自動）態度測量探測出來。這些評價性聯想可能進一步與那些有效的標簽聯係在一起，而這些標簽同樣在完成審慎的態度測量時被討論。他們解釋了MCM如何理解態度領域已存在的發現、導致自動和審慎態度測量及結果差異的因素，以及態度變化、態度強度和偏見領域的內涵。
MCM認為態度目標與積極和消極評價聯係的程度，也就是讚同或反對程度是不同的。MCM有四個基本假設。
首先MCM認為態度目標可能與整體的評價性聯想記憶關聯在一起，並且這些聯想的強度是有區別的。與APE類似MCM也認為情境可以決定一個激活的評價被使用。因此，就像一個人會把自己的生日儲存在長時記憶中，當需要計算當時的年齡時就會提取出來，人們可以針對態度目標提取評價性聯想，並且依據即時情境修正它們。比如，“一般來說我愛吃蛋糕，但是這一個味道有點怪，所以我不吃”。
第二，MCM認為態度目標有時可能會同時與相反效價的評價性聯想鏈接在一起（De Liver， van der Pligt， & Wigboldus， 2007）。積極和消極評價哪一個先被激活依賴於影響記憶的多種因素。因此先前積極、消極體驗的數量、新近體驗、發生這些體驗的情境都會產生影響。例如如果對一個目標的大多數消極體驗在工作中形成，而積極聯想是在家庭情境中形成，那麼在這兩種情境下進行聯想測驗應該會得到不同的反應。類似的，如果人們在體育情境中對非裔美國人有積極反應，但是在城市情境下卻有消極反應，那麼包含這兩種情境的研究應該會有不同的評價傾向（Barden， et al.， 2004; Wittenbrink， et al.， 1997）。必須強調的一點是，並不是所有的目標都會同時與積極和消極聯想鏈接在一起。實際上，當一個態度目標隻與唯一的評價性聯想關聯的時候，態度結構與單態度模型（Fazio， 1995; S. Fiske & Pavelchak， 1986）類似。
第三，與雙態度模型和APE相反，MCM並不認為效價相反的評價性聯想一定是有不同的內在機製處理的，也就是說積極和消極的評價都可能源於聯想或命題過程。因此，盡管有這種可能：一個評價性聯想源於命題過程，而另一個源於被雙態度模型定義為聯想的過程；同樣兩種效價的聯想都基於同樣的聯想過程，或者其他審慎的思維過程，或者兩者的結合也是可能的。
第四，態度“元認知模型”的名稱來自這樣一個假設：人們可以把他們的評價性標簽標記為好或壞，或者他們對標簽持有的信心有程度之別。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模型建立在已存在的元認知模型基礎上。元認知是指那些關於思想或思想過程的思想。例如原始或初級思想是“我喜歡糖果”；元認知次級思想則是“我很確定我喜歡糖果”。MCM中的元認知可以有多種表征形式，如“是/否”、“自信/懷疑”、“真/假”、“接受/拒絕”等等。進一步地，元認知可以在評價的聯係強度上有差異。這種聯係強度可以決定對一個評價的感知有效性將是否與這個評價本身一起激活。因此，與APE模型和其他概念一致，MCM聚焦於有效的過程。與APE不一致的是，MCM並不認為分析的一致性是有效性的唯一來源，MCM認為有效性是可以源於直接推測出的信心（Holland， Verplanken， & van Knippenberg， 2003），或者基於對一個人態度內容感知基礎上得到的多種推斷結果（Bizer & Petty， 2005），又或者是態度形成、維持或變化的過程（Jost， Kruglanski， & Nelson， 1998）。最重要的是，MCM假設，就像它適於儲存指引決策製定和行為的評價一樣，它也同樣適於判斷一個激活的評價是不是可靠。這種對有效信息的儲存很可能可以促進決策和行為的效率。在有效標簽被自動恢複的程度上說，人們甚至可以迅速地更正進入意識的不受歡迎的評價。此外如同評價性聯係可能是情境特異化的，人們同樣也學會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中把一些評價性標簽標記為無效（Maddux， Barden， Brewer， & Petty， 2005）。
最後，有研究表明沒有標記的評價會被假定為真，除非產生了對它們不利的證據。這與MCM是一致的。此外對否定建議的研究表明，成功地否定是非常困難的（Deutsch， Gawronski， & Strack， 2006）。實際上至少在早期階段，壓抑一個人的負麵態度需要動機和力量（Betsch， Haberstroh， Molter， & Glockner， 2004）。人們會因為許多原因試圖廢止他們以前形成的評價性聯想。例如人們可能會拒絕一個評價性聯想，因為它源於文化（比如媒體的影響）而不是源於個人信念。此外聯想可能表征的是已經編碼過的觀念（Han， Olson， & Fazio， 2006; Priester & Petty，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