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矛盾態度（ambivalent attitude）社會心理學研究者們很可能會聯想到Festinger提出的認知不協調理論——當人們的頭腦中同時存在兩種相互矛盾的認知（想法、態度、信念、意見等）時，就會產生一種心理上的緊張狀態，這種不協調會帶來令人不適的感覺，因此人們會盡力減少它，以重新達到認知上的協調。通常人們會增加新的認知、改變其中一個認知或同時改變兩個認知使原來不協調的認知恢複平衡（Festinger， 1957b）。
而在20世紀90年代後興起的矛盾態度研究中，Conner和Sparks兩位學者將矛盾態度定義為，個人或群體對某一個態度目標同時存在的正麵和負麵的認知評價和情感體驗及其程度（Conner & Sparks， 2002），並且這種矛盾的評價和體驗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對穩定的，而不是隨時變化的。在此基礎上，學者們進一步將這種對某一態度目標的矛盾認知和情感區分為成分內部的矛盾（intracomponent ambivalence）和成分之間的矛盾（intercomponent ambivalence），其中前者是指人們對態度對象同時存在的正麵和負麵的認知，或者正麵情感和負麵情感兼而有之；後者是指人們對某種態度對象同時存在正麵的認知和負麵的情感，或者相反，同時存在正麵的情感和負麵的認知（Maio， Esses， & Bell， 2000）。
從以上簡單的介紹中可以看出，在Festinger的認知不協調理論中矛盾觀念帶來的是一種短暫的失衡，人們會有意識地通過種種手段減少這種失衡所引發的“認知不適”。而在矛盾態度研究中學者們通常認為矛盾的認知和情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對穩定的。有研究者認為正是認知不協調理論這種先入為主的矛盾觀念“短暫”觀點限製了人們對矛盾態度的探索（Priester & Petty， 1996）。盡管如此，矛盾態度在最近的20年還是吸引了不少社會心理學者的興趣，他們關注了許多兼有利弊的事物如安樂死、強製AIDS檢測、遺體器官捐贈（Thompson， Zanna， & Griffin， 1995），合法墮胎、母親、從眾行為等（Priester & Petty， 1996），飲酒、私家車、看電視、食用快餐等（Jonas， Broemer， & Diehl， 2000）。
他們的研究一般都是使用問卷、量表直接測量受訪者的矛盾態度。其中一種方法是直接測量受訪者的矛盾態度體驗程度，如Thompson等人請受訪者在-4（完全不符合我的態度）到4（非常符合我的態度）的9點量表上評價“我對安樂死同時具有讚同和反對的強烈矛盾情緒體驗”等句。這是一種單維的測量。另一種方法是在矛盾態度同時具有的積極和消極性質基礎上，采用兩個單維分量表對這兩個維度進行單獨測量，要求受訪者先不要考慮態度對象的負麵性質，僅對其積極屬性進行評價；然後再要求他們拋開評價對象的積極屬性，僅對其消極方麵作出評價。有趣的是，基於這種方式的研究表明人們對矛盾態度的正麵評價和負麵評價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相關關係（Jonas， et al.， 2000; Kaplan， 1972; Maio， et al.， 2000）。
就搜集到的資料來看，學者們對矛盾態度對象的研究大都使用的是控製評價的方法，這種方法的施測、統計都比較簡便直觀。但有時並不能真正反映受訪者內心深處的觀念、情感。其次，這些研究都是針對現有的社會事物、問題，具有寶貴現實意義。但是由於人們對現實問題態度形成過程的複雜性和長期性，這些研究並不能以一種準確、量化的方法揭示出矛盾態度的形成過程、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