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除了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以外，值得強調的是在其研究中使用的反映敏感性指標的數據——效應量。為了進一步考察AMP在現實中的效果，Payne在2008年美國大選之前的幾周使用AMP做了投票意向研究（Payne， Krosnick et al. 2010）。結果表明，用cohen S效應尺度衡量的AMP效應量是0.81，高於傳統標準。在幾個Payne所做的實驗中，研究者把愉悅啟動與不愉悅啟動的愉悅反應比例之差除以彙聚標準差作為衡量實驗效應大小的指標，得出AMP的平均效應量為1.25，而通常效應量達到0.8就可以認為是比較高的了。效應量是與實驗工具的敏感性聯係在一起的，這樣大的效應即使在較少的觀察次數中也能探測到顯著的差異。
2. 抗警告性
抗警告性（resistance to warnings）即對警告的免疫是AMP非常值得關注的特點。Payne連續設計了兩個不同的實驗來探索警告對AMP實驗效應的影響，結果令人十分驚訝，不論一般的警告，還是非常明確醒目的警告，諸如“有時積極的圖片會使你做出更積極的判斷”、“我們感興趣的是人們如何避免偏差”、黑體字的“請你盡你最大的努力避免真實生活圖片給你的判斷造成的偏差”，都沒有顯著的主效應。也就是說，有警告和無警告組的啟動效應都顯著——所有的被試都傾向於把令人愉快圖片後麵的中文字判斷為“愉快”，把令人不快圖片後麵的中文字判斷為“不愉快”。而且，在後來的幾個實驗中，這種明確醒目的警告依然存在時，在不同長度的SOA（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和啟動呈現時間中，啟動圖片造成的效應依然顯著存在。
在Payne的所有實驗裏都有警告，有些非常明確醒目，有些隻是一般的提示。或許這些警告所起的作用與實驗者意圖相反，當被試注意到這些鮮明的警告並在實驗中時時刻刻提示自己“不要”受到啟動的影響，反而會使他們把更多心理能量灌注到啟動圖片上，從而受啟動圖片影響更甚。
通常情況下，當被試意識到了潛在偏差的影響時，他們常常會調整他們的反應消除偏差，甚至表現得與偏差相反。如果人們的行為判斷反應反映了他們真實情感的錯誤歸因，那麼他們就很難監控和控製。在有明確警告的前提下，依然有這種穩固的反應就為這種態度的內隱意識表達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這說明錯誤歸因對警告有著顯著的免疫，被試完全沒有意識到啟動對自己產生的潛在影響，從而無法準確監控自己，他們會把他們對啟動的情感反應吸收並投射到對目標的判斷中。
3. AMP的相對性
AMP是一種相對的測量，它無法確定人們對某個態度對象的絕對喜好程度，必須要與一個與之對照的目標進行對比才有意義。這與當前流行的IAT類似，也就是說，如果要對某一態度對象進行研究，使用這兩種方法都需要一個“態度伴侶”。例如要了解人們對女性的態度，就必須將男性作為參照。而IAT作為一種十分成熟的內隱研究技術，有許多在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類似工具可以彌補這一不足，如命中聯係作業（Go／No—go Association Task）、外部情感西蒙作業（Extrinsic Affective Simon Task）、單靶內隱聯想測驗（Single Target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單類內隱聯想測驗（Single 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溫芳芳、佐斌，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