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群體中，有兩類人難纏。一是中年男人。男人到這時，基本事業有成，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不是老板，也在會社裏成了部長、課長，至少也是“先輩”，如日中天；在經濟上，也有了比較豐厚的收入。總之屬於強勢群體，可以橫行霸道。當然還有自身的因素，說得好聽些，是年富力強；說得不好聽，人混到這種年齡段，沒有了青春期的羞怯（即使行，也不敢），也沒有了老年人的慈祥（不行，也知天命而收斂了），中年男人，有能力做壞事，也不怕做壞事，天不怕地不怕，儼然啥也不在乎的公狗。
另一類人是老年女人。與中年男人不同，老年女人不是以“惡”，而是以“毒”的方式出現。女人橫行霸道，無論如何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同，於是隻能采用迂回的戰術。賈寶玉說“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倒可以另一種解釋。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這是弱的力量。明明是在操縱你，態度卻是和藹的，甚至是溫柔的，讓你無以抗拒，不得不屈從；明明是在整你，但仍然客客氣氣，甚至恭恭敬敬。
眾所周知，日本的女人是很受壓抑的。富士穀篤子曾感慨：日本是主要靠女性確立民族文化特點的國家，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而女性基本不能參與社會，在發達國家中，日本也是絕無僅有。這種情況即使到了“二戰”後，實行民主體製了，也沒改變。女人從少女時代就開始忍耐，為人妻，為人媳婦；在家，在單位。在單位裏，女性職員被認為理所當然要承擔服務性工作，擦桌子、搞衛生、倒茶衝咖啡，甚至還要承受男性職員的性騷擾。女人唯一可以行使權力的對象，就是自己的孩子。但這也不過是對小孩家的統治，類似於班幹部、“孩子王”罷了。一方麵是受著壓抑，一方麵是對權力的向往，如此，一旦有機會，“多年媳婦熬成婆”，自然就變本加厲了。
一般日本女性能夠企及的權力頂峰，隻能是當婆婆。所以毒老女人的典型形象，往往是婆婆。但是媳婦也不是善良的主，她們是未來的婆婆，婆婆是以前的媳婦，她們是一個人生的兩個階段。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與刀》裏，就寫到了這兩個人生階段的演變：“媳婦在表麵上總是無限溫順的。然而，這些溫柔可愛的媳婦，隨著世代的變遷，都會變成苛刻、嘮叨、吹毛求疵的婆婆，與自己以前的婆婆一樣。她們年輕做媳婦時，無法任性，但並未因此就真的成為溫順的人。到了晚年，她們就仿佛把多年積壓的怨氣發泄到媳婦頭上。”
我比較相信常態下的成長。那是一種正常的生長，所結的果也會是正常的。那種“逆境成才”的理論，不過是理論家的做作說辭，或是不幸者的自我安慰。順境中的人，雖然可能不更世事、沒出息，但也豁達，容易成為好人。好人是養出來的，就好像好孩子是鼓勵出來的。試想想，如果遇到的都是好事，覺得全世界都寵著我，我哪裏還會對世界有仇恨之心？相反的，一個人要是事事不順心，處處碰壁，摔打得遍體鱗傷，他怎麼可能不產生怨恨，對社會生出報複的心理？即使後來他得到了幫助，傷口也未必愈合，甚至還會更刺激了自卑之心，心態更加扭曲。
大凡人都不願意當弱者，都想當強者，都想統治人、壓迫人，但是常常不可能，於是就反抗。但即使反抗，也並非想反抗就能反抗的。這裏有能不能反抗的因素，你反抗的往往是整個社會評價係統。漢納·阿倫特指出：統治由兩種權力維係，第一種權力來自公眾對該權力的認同，第二種權力是通過暴力強加的。這第一種要比第二種難以反抗得多。既然是整個社會評價係統，就也可能連你自己也被規馴了。布爾迪厄在《男性統治》裏提出一個概念：象征暴力。所謂“象征”，就是能被懂得規約的人所理解，比如軍服上的軍銜和條紋，不需要用文字注明，一見就知道是什麼官，從而服從之。女人讀懂了女人應該是什麼樣子，認可了它，服從了它，於是對反抗很心虛，覺得這不是正當、正常的。於是我們常見女人教訓女人，說：咱們女人家應該什麼樣子。即使要犯上作亂，也隻能是以“毒”的形式。日本有個形容女人的詞——“狂氣”。“狂氣”就是“毒”，外表溫順，內心扭曲。當然這個“毒”，是“陰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