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紅色往往有著不好的意思，“赤點”（不及格的分數）、“赤下手”（笨拙透頂）、“赤噓”（無恥謊言）、“赤本”（低級庸俗的廉價書）、“赤耳心”（丟醜），當然還有“赤字”。中國也有“赤字”一詞，至於用“赤”來罵人，上海話也罵“赤佬”。但是在日本，紅色還表示危險：“赤信號”（危險的信號）、“赤旗”（紅旗）、“赤い思想”（共產主義思想）。當年剛踏上日本國土，猛一眼就瞧見車站貼著捉拿“日本赤軍”的通緝令，黑白照片，十分模糊，一看就知道是久遠年代以前的。“日本赤軍”成立於1969年。當時學生鬧學潮，後來把槍都拿起來了。他們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明白地說，他們“反美”。另一個赤色組織“東亞反日武裝陣線”還爆破了由南京大屠殺的指揮官鬆井石根所建的“興亞觀音像”，還炸毀了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慰靈碑——“殉國七士碑”，甚至還暗殺被指責負有戰爭責任的昭和天皇（未成功）。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確實推動了日本民主化進程。也因此吧，如今提起“赤軍”，一些老年人還會兩眼放光，精神一振，紅色還真是激動人心的。在日本，一個黑社會組織“稻垣組”的成員在回答為什麼要參加黑社會時，說：“向往那種紅的感覺！”
這讓人想起了《紅與黑》。於連就向往著拿破侖的紅色軍服。紅色，象征著“革命”。再沒有比法國人更喜歡轟轟烈烈的革命了，法國是“革命”的發生地，也是許多革命詞彙的發源地。但翻譯家巴彥先生在翻譯我的《抓癢》時，遇到了問題。比如“左派”，中國的“左派”跟法國的“左派”似乎相反。他不明白了。還有“憤青”，我告訴他，“憤青”就是“憤怒的青年”，他更困惑了。我知道是我糊塗了。
稍有文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憤怒的青年”來源於英國作家萊斯利·保羅的自傳書名。“二戰”以後，執政的工黨沒能實現民眾的政治體製改革的願望，隻施行經濟改革，搞“福利國家”；保守黨當政，政治改革仍然成了泡影，引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憤怒的青年”就是這種反體製情緒下的作家。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法國也有人搞“文化大革命”，把街頭的高級小車燒了，但是彼“造反”非此“造反”，彼“革命”非此“革命”，彼“憤青”非此“憤青”，彼“左”非此“左”。那麼彼“赤”也非此“赤”了？
據說，加繆的那句著名的“我反抗，所以我存在”，也是錯譯的，加繆並不是這麼說。
按發生學的原理，事物不可能是永恒不變的。但是總有個線索可尋。革命發生地的法國是浪漫的，“浪漫”與“革命”，骨子裏是有聯係的。日本人雖然也需要“紅”的興奮劑，但是他們更愛“白”，“赤軍”們在日本失敗、隻能轉向國際恐怖活動就是個例子。但我長期沒有弄明白，在中國，革命的“紅”怎麼跟世俗生活的“紅”聯係在一起？在中國，“白”往往象征著不革命（“白專”），甚至反革命（“白狗子”、“白匪軍”），不革命和反革命往往是享受著世俗的快樂。按理，喜歡世俗幸福的中國人，應該喜歡“白”的。忽然有一天，參加一個葬禮，遺體推進去了，參加葬禮的人紛紛換上紅帶子。因為要等骨灰，眾人在空地上站著等，大中午，烈日當空，照見了一排排紮著紅帶的人群，還有一張張被曬焦的臉。我的腦子裏猛然跳出一個詞：躁。一個在死亡陰影下的族類，比任何族類都急於要新生。在這種熱望之下，革命的目的和世俗的目的是一樣的，比如去分地主的糧是革命，分了糧就有了吃，是世俗欲望，這兩統一了；再比如曾經令人向往的奔向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好在哪裏？好在要什麼有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