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聽說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這兩天才看到。先是《秋刀魚之味》，感覺並不好，生硬。也許跟大家的感覺大相徑庭。首先是色彩生硬，早期的彩色片，技術還不足以處理色彩的問題；還有表演上的生硬，好像是話劇，演員們好像總對著話筒念台詞，至少是意識到要說給觀眾聽吧，總之是表演的感覺，不是真實的形態。
是不是當時演藝上的局限？但看幾乎同時期的黑澤明的電影，裏麵的人物表演卻是很活絡的，給我們展現了有血有肉的日本人。但是小津電影中常用的演員，比如笠智眾，也是很好的演員。或者原因出在小津身上？據說小津是把演員當木偶一樣牽製的，這種牽製就像專製治國，具有極大的危險性，如果導演感覺失誤，那麼則無可避免地砸掉了。似乎小津的感覺並不對，並沒有給我們生動的日本人形象。那麼日本人應該是怎樣的形象呢？我們很容易想到“武士道”，暴力，好鬥，拚命，或者像高倉健那樣，話不多，從不笑，男子漢是男子漢，但也夠給人威壓的。
早年看電影《生死戀》，兩車相撞，一語不和，車上人就下車打了起來。這似乎跟野蠻殘暴的日本鬼子很吻合。但是到日本後，發現日本人其實是很溫和的，他們幾乎不打架。吵架也很少，他們奉行“不爭論”原則，以至於見中國人爭論（有時候隻是在討論，也許是語氣衝吧），或者是動手動腳開玩笑，他們都慌忙勸道：“不要吵架，不要打架！”有一次，我親眼看到兩輛車相撞，雙方各自下來，不是打架，也沒有理論，一開口就達成共識：妥善私了。和和氣氣。當然之所以這麼做，也是為了避免叫警察的麻煩，彼此節約時間和精力。但這也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的，如不理性，就隻能惡語相向，拳腳相加了。
我本來應該明白的，現實和藝術的趣味是不一樣的。現實追求的是脫出現實，比如“江山如畫”，如果“江山”隻是“江山”，是談不上“美”的，要像“畫”一樣才是“美”。而有意思的卻是，“畫”卻是相反，要竭力脫出“畫”，讓“畫”接近“江山”，“畫如江山”，甚至於竭力表現自然世界的殘缺，來實現藝術的“美”。比如畫樹，是一定要畫些枯葉的，而園林師修整樹木，則竭力要把殘枝敗葉去掉。當年看侯孝賢的《咖啡時光》（說是向小津安二郎致敬的電影），主人公被安置在東京的アパ—ト（公寓），這種房子我住了好幾年，破破爛爛，但導演卻對之情有獨鍾，以它為背景，而且在影片中確實也美極了，即便是我也不得不承認其美，當然其中也有因為懷舊而產生的美感。黑澤明也很能營造這種美的，而小津卻不想把生活“文藝化”，他恪守著生活本身。
仔細想想，小津鏡頭下的日本，倒是真實的日本。隻不過我自己離開日本太久，不自覺把日本“文藝化”了。剛回國時，整個人還浸在日本的氛圍中，對國內百般的不適應。但要說中國與日本有什麼不同，也說不出子醜寅卯來。日本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存在，好像鮮活的樹葉。但時間久了，水分沒了，剩下幹巴巴的葉片，甚至成了標本，它成了本質，被概念化了。於是腦子裏也就有了日本應該有的麵貌了，而其實很多時候卻是從傳媒中接受的，或者是被點撥的。概念化的東西十分便於講述、傳播和接受。回頭想來，其實日本人的表情，就是小津電影中的人那樣。
日本人極其講究“禮”，講究“禮”，就不能沒有一套禮儀。無論是《秋刀魚之味》還是《東京物語》裏，都體現了這種禮儀：舉止端莊，點頭鞠躬，乃至不喜形於色；說話謙和，節製，乃至謹小慎微。即使是家人之間，也是如此：父母到子女家，要說“打擾了”；父母在子女家吃了飯，要說“感謝招待”；子女對父母，也客套得像對客人；笠智眾表演的角色，最常掛在嘴上的口頭語是“そつか”（是這樣啊！）。套用老托爾斯泰的話，規矩的麵目總是相似的，不規矩的麵目則各有各的不同。不規矩的麵目是生動活潑的，歪話臭話，總比正經話來得有趣，“黃段子”總是充滿了創造力。而規矩的麵目，就一個詞：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