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表達的時候，那表情一定是複雜的。有人說日本人的表情就如同日本能劇裏的能麵，兼有“悲哀與微笑兩種截然相反的表情”，那是一種曖昧的“大”表情。日本能麵具據考證是來源於中國的儺麵具，但精神實質卻是大不一樣的。所以我說過，中國離日本，要比離美國還要遠。這一點，當年被不可思議地轟炸了珍珠港的美國人，似乎也有類似感覺。也許是因為語言？語言不僅是表達思維的工具，還是思維方式。當然現在年輕的日本人也會講英語了，生活方式也很西方化了，麵容表情也跟過去不一樣了。民族跟民族的距離在拉近，現代化的東京的麵貌跟紐約似乎並沒有多大不同。畢竟地球變成了一個村，大家都這麼說。但這是不是也是“文藝化”的認知？
1936年，東京發生了“阿部定事件”。許多年後大島渚將這事件搬上了銀幕，就是著名的《感官世界》。這部電影一直被當做尺度大膽的情色片，但在我，它令我震驚的不是那些公然暴露的生殖器官，那在所有A片中都可以看到，而且有便利的展示。震住我的是它的死亡氣息：兩個瘋狂的男女，像一隻沒有錨的船，滑向深淵，不知回頭。他們不停地做愛，用各種方式各種體位，精疲力竭了，還仍然要做，好像他們已經不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別的什麼，生命的意義如此單調而直接。他們做愛的頻率越來越高，幾乎要窮途末路，禁不住讓人擔心，再下去該怎麼辦？與之相匹配的是電影敘事的單調和直接：幾乎全集中在兩個長相糾纏的身體上，至多配以簡單的三弦或鋼琴音樂。這種單調和直接，如同榨汁機，死亡氣息從被榨幹的肉體中分泌出來，在封閉的房間裏遊蕩，但是這肉體卻還在運動著，燃燒著，直至死亡。
但是，生命不就是用來燃燒的嗎？重要的是生命的含量。司馬遷的“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講的就是生命的含量。當然也“用之所趨異也”。正如他自己，受了腐刑，沒了《感官世界》裏的男女之樂，也不覺得是“輕於鴻毛”，因為他把含量轉移到著書立說上了。但是對更多的人來說，生命本身就是價值，要的就是生命本身的快樂，所謂“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我家鄉也有一句俗語：“吃死不怨，餓死冤枉。”這吃，在《感官世界》裏，就是對性的饕餮。吊詭的是，吃是為了保存生命，而性饕餮卻是毀滅生命。也許隻有日本人能夠把它們打通起來。日本人似乎不怕死，比如三島由紀夫，他體內總是潛流著“對死的一種浪漫的衝動”；日本人喜愛櫻花，喜愛它“刹那寂滅”。固然，人有生的本能，但假如“生”成為生命的阻礙，那麼淋漓盡致赴死，倒是一種對生命的超越。正如《武士道》作者新渡戶稻造在論述切腹時所說的：“我們的切腹觀並不伴隨任何厭惡，更不要說任何嘲笑了。德行、偉大、安詳的轉化力令人驚歎。它使最醜惡的死亡形式戴上了崇高性。”
似乎吃河豚，也是使“死亡形式戴上了”什麼。眾所周知，河豚有著劇烈的毒素。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河豚有大毒……味雖珍美，修治失法，食之殺人。”有科學數據顯示，河豚毒力相當於氰化鈉的1250倍，一克氰化鈉就足以使二千多人喪命。人一旦中毒，短則十至三十分鍾，長則三至六小時，就會手指、口唇、舌尖發麻，或者刺痛，然後惡心、嘔吐、腹痛、腹瀉、四肢麻木無力、身體麻痹，嚴重的全身癱瘓、無法言語、呼吸困難，乃至昏厥。發病急，來勢凶，若搶救不及時，在十分鍾至六小時內就會死亡。
日本有食河豚的傳統，至今東京築地卸賣市場仍然可見河豚出售。但是這些河豚是經過“河豚除毒所”加工處理的。雖然有著經過嚴格訓練的河豚除毒師，雖然河豚廚師必須經嚴格培訓，據說培訓期滿，還必須給自己做一條河豚魚，獨自吃下，方算畢業，可見要求之嚴酷，雖然如此，日本每年仍然有二百人死於食用河豚。但是無論河豚致死的消息多麼駭人，嗜食者依然麵不改色，照吃不誤，簡直前仆後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