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有個小說，名字叫《哥兒》，裏麵也有這樣一個情節：主人公哥兒喝了朋友請客的一杯冰水，價值一錢五厘。之後有人在哥兒麵前挑撥，說那朋友在背後說他壞話，哥兒馬上想到了那杯冰水，第二天，就把一錢五厘扔到了那朋友的桌子上。他認為，雖然隻是一杯冰水，接受這種表裏不一的人的恩情，實在有損自己的麵子。雖然隻是破費他一錢五厘，但一錢也罷，五厘也罷，接受這種騙子的恩情，死了也於心不安。受別人的恩惠，默不作聲，就表明尊重對方，看得起他的人品。自己喝的那杯冰水，本來自己付錢就可以了，但他卻硬要爭著付，弄得自己心裏總感到內疚，這可是金錢買不到的。自己雖然無權無勢，卻有獨立的人格。要自己低下頭去接受別人的恩情，簡直是一百萬元的回敬。
這一錢五厘讓他想得如此多，如此有涉原則，這是中國人難以想象的。曾經，我們也有衛生工因為被冤枉偷了十元錢而自殺，輿論想到的是：她為十元自殺，不值。沒有人想到那已經不是十元錢，而是關乎人格。
新渡戶稻造在他的《武士道》裏，說了一個極端的事例：有一個商人，出於好意提醒一個武士，說他背上有隻跳蚤，竟被那武士劈成兩半，理由是：“因為跳蚤是寄身於畜生身上的蟲子，把高貴的武士與畜生等同看待，是不能容忍的侮辱。”
但問題在於，你身上到底有沒有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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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頭上寫的長篇小說《移民》，裏麵有個日本人叫渡邊的，是白領，是我在日本期間再熟悉不過的典型的日本人。其實在當時，我就在隨身帶的筆記本裏給他畫了速寫，其中心詞就是“精致”。
精致，並不隻是“小”，把日本人的趣味理解成“小”是片麵的。與其說日本人喜歡“小”，毋寧說日本人講的是“精”，精到極致，不達完美絕不罷休，也就是“潔癖”。
中國人喜歡嘲笑日本人，謂之“小日本”，得意於自己的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殊不知，日本雖然地不大，但能夠極其有效而且科學地利用；本土的物產不多，但卻物質極度富足，而且全是優質的，不像中國那樣，幾乎沒有一樣食品讓人放心。即使是軍隊，他們隻有自衛隊，但從武器到人員素質，都是極精良的。至於人，眾所周知，日本人是世界上國民素質最高的國家之一。日本的精致，是著重於實質上的，不像中國人那樣重排場，說是大而化之，其實是粗疏。
我說日本人重實質，一定會有許多人出來反對。比如我前麵提到的平江不肖生。在他的《留東外史》中，恰就寫到了相反的例子。他引用中國武林高手郭子蘭對日本劍道的批評：“日本射法流儀太多，鬧不清楚，其實沒有什麼道理，拈弓搭箭，手法微有些不同，又是一個流派。”另一個叫黃文漢的，說得更刻骨一些：“大凡一樣技藝，習得一多，就不因不由地分出流派來，其實不過形式罷了，精神上哪有什麼區別？都是些見識少的人，故意標新取異地立門戶。”哪裏是重實質？分明是地道的形式主義嘛！
不僅中國人，西方人也有類似的說法。法國人羅蘭·巴特在他的《符號帝國》中，就用“套盒”來比喻日本文化特征。日本文化的本質就像日本傳統工藝品——漆器套盒，從大到小，一個盒子套進另一個盒子，盡管裏麵空洞無物，但是盒子卻很精美。他稱說，這是“一種極端的藝術創作”，也就是包裝的藝術。他說：“人們精心地運用那種製作技巧，運用卡紙板、木頭、紙張、絲帶的相互作用，一絲不苟地在上麵畫出幾何圖形……由於製作非常完美，這種外皮往往重複製作，你可以沒完沒了地拆開包裝。這種外皮推遲了人們對裏麵物品的發現，裏麵的東西通常是無關緊要的，這恰恰是日本包裝的一個特點，即裏麵的東西微不足道，它與外皮的那種豪華不成比例；一塊糖，一塊小豆糕，一件普普通通的紀念品，像一件珍寶那樣顯赫耀眼地包裝在裏麵。這樣一來，禮品似乎就是那個盒子，而不是裏麵裝著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