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事記》裏有這樣一段記載：二神降到島上，樹起“天之禦柱”，建立起“八尋殿”。於是伊邪那歧命問他的妹子伊邪那美命：“你的身體是怎樣長成的？”她回答：“我的身體已經完全長成了，隻有一處沒有合在一起。”伊邪那歧命說道：“我的身體也都長成了，但有一處多餘。我想把我的多餘處，塞進你的未合處，生產國土，你看怎樣？”伊邪那美命回答說：“這樣做很好。”
日本國土就這樣產生了。
世界上各個國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創世記傳說。這些傳說，很多都跟男女之事有關。西方的是亞當夏娃，已經很著名了；中國的創世記神是女媧，但女媧造人是跟男女無關的，她隻是自己捏泥巴，這體現了漢民族的禁忌。但跟漢民族交往密切的其他少數民族，他們的女媧故事裏還有一個男人，就是伏羲。女媧和伏羲是兄妹，他們要結合，但這分明是犯禁的，於是就讓老天來定奪，對天咒曰：“天若遣我二人為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煙合，於是他們行事，是天意，於是無關罪惡了。
西方人因為一次犯禁，就認為自己永遠有罪，中國人也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日本人則不需要尋找托詞，也沒有罪惡感。往好裏說，是坦誠，往孬裏說，是“好色”。
都說日本人“好色”，但似乎也並不盡然。我曾說過日本男人見到女孩子漂亮，會直截了當加以讚美的，不覺得這是“不正經”，而覺得是坦誠。但高橋敷《醜陋的日本人》裏麵卻又說，日本人對於外國人的直露表達方式頗有微詞，他們通常不很輕易表達自己的愛，似乎又不坦誠了。其實坦誠不坦誠，是一個相對的問題。人不能都坦誠，也不能都不坦誠，即便是陰謀家，也有暴露自己的潛意識衝動。愛倫·坡有篇小說就寫了這種情形：罪犯一方麵掩蓋自己的罪行，另一方麵又難以抑製地自我暴露。即便設想人是完全理性的，也有各種因素的掣肘，不能都占其好，必須取什麼，舍什麼。
實際上，日本人的為人處世是有一套“義理”原則的，看重什麼，不看重什麼，何為先，何為後，有個權衡的層次。在芥川龍之介《竹林中》裏，強盜多囊丸和新娘真砂本來應該竭力逃脫殺人的責任，卻都說是自己殺了武弘；而被殺者武弘本來應當恨不得法辦了殺他的人，可他卻也說是自己殺了自己，看似不合常理，但這是被“義理”原則所支配的。雖然人人都知道生命的重要，殺人者害怕償命，被殺者祈求伸冤，但是這種願望如果跟更重要的原則相衝突，就不得不舍棄了。日常生活中也是這樣，人想要得到什麼，就得舍棄什麼，比如日本人不能隨地吐痰，但隨地小便，卻似乎無所謂，這正應了我的家鄉對日本人的評價：“有禮無體”。
“有禮無體”也是權衡後的產物。早年看過一部電影《望鄉》，是根據女作家山崎朋子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其實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都有個副標題：山打根八號館。山打根在哪裏？在南洋。八號館究竟是什麼館？就是妓院。明白地說，就是明治維新時期在海外南洋的日本人妓院。
有一本叫作《村岡伊平治自傳》的書，就記載了當初在南洋的日本妓女。這個叫村岡伊平治的，就是當初帶日本女人去南洋的人販子，用中國現在的話說，就是“蛇頭”。日本妓女不僅流向南洋，還流向其他地方。一個叫高橋謙的日本人曾經統計：明治19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700人左右，日本人的職業所，除了郵船支店、三井物產支店、樂善堂藥店以及兩三家雜貨鋪外，過半數是娼館。一個叫奧田乙治郎的曾經在《香港日報》上記載：同時期滯在香港的日本人共有147名，她們的生活來源支柱就是賣淫，由此帶動周邊飲食、旅館、雜貨業的繁榮。日俄戰爭之前的1903年，俄羅斯也在其租借地旅順做過調查，旅順共有日本娼妓201名。
據大江誌乃夫統計，日俄戰爭結束後，關東的日本娼妓急增，人數達到1403名，而當時在留日本人才2582名，妓女占總數的54.3%。也就是說，關東在留的日本人中，半數以上是娼妓。明治36年2月9日的《朝日新聞》刊登了著名記者內藤湖南的評論文章，他估算滿洲各地約有5000名日本人，其中至少有六七成是在操皮肉生意的。這些操皮肉生意的，在海外賺了錢，源源不斷寄回了國內。中國也有到海外謀生的，賺了錢，也寄回國內，蓋房子，光宗耀祖，為國家積累外彙。但是其中不包括操皮肉生意賺來的錢，至少不能明目張膽這麼說，那不僅不能光宗耀祖，造利國家，還玷汙家國。即使奸詐偷盜得來的錢，也好啟齒得多。可是日本人卻不這麼看。《村岡伊平治自傳》裏記載：“她們每月寫信並送錢回家，父母放心，鄰居有好評。村長聽說，來要所得稅。國家不知是為誰的國家。不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