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妓女中尋求慰藉，中國也有。中國文人也有同情妓女的情結，但往往隻是居高臨下的利用，就像我們現在一些作家喜歡關懷“底層”，或者是在自己落魄之時，鑽到妓女腋下尋找慰藉。無論是作為文學形象的李甲，還是作為文學作者的孔尚任，從沒有到了將妓女視為神的地步。而且，一旦自己境遇有了改善，必然將妓女棄之如敝帚。在他們骨子裏，妓女就是妓女。這是正邪分明的單一化思維。倡導“剛健有為”的儒家教化，讓人一腔正氣，同時也失去了藝術品質。一個人的精神世界，一旦被嵌進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絕對觀念，就不可能容忍別的思想存在了，哪怕隻是“一閃念”，也要“狠鬥”；哪怕隻是藏在靈魂角落裏，也要“靈魂深處鬧革命”，“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即便是偷偷揣著，也是將之看成異端的。所以我們看《睡美人》，就看出邪惡了，即便是喜歡它，也是喜歡邪惡，喜歡“變態”。一旦把一個東西看成“變態”，就失去了理解它的基礎了。
許多事情，不是“變態”兩個字就能說清楚的，施虐與享虐，苦難與欣悅，罪惡與救贖，死亡與新生，惡與善，善與真，真與美……文學之璀璨，就璀璨在這種“二律背反”。因為有了“二律背反”，才有了張力。日本人的思維是極具張力的，隻看到一麵，而看不到另一麵，不算了解日本人。虐待自己，貶低自己，是一種奉獻，是一種幸福，是一種忍耐力的體現，是一種自得，總之是一種格調。
當然隻看到了將女人奉為神，讓自己匍匐在她們腳下，仍然不了解日本人。把女人奉為神後，把玩才開始了，奉獻在骨子裏是把玩，就好像許多父母對他們的寶貝孩子。如果是對女人，則是褻玩。但這跟中國文人一開始就褻玩並不一樣。雖然《睡美人》裏膜拜那些女孩為神，但膜拜又赤裸同睡，卻是更大的褻玩。意淫是猥褻的極致。本來，把自己壓得低低的，是為了把對方高高端起來；但是，因為對方高高在上了，冒瀆之，就會有意想不到的刺激。越是冒瀆，越是誠惶誠恐；越是誠惶誠恐，就越感受到冒瀆的刺激。雖然恐懼，但恐懼之後是更加鬥膽；雖然謝罪，但一再謝罪，又一再不改，一再不改，又一再謝罪……這種張弛牛皮筋的遊戲，簡直令人瘋狂，令人沉迷。
原來當年看川端照片，所以不順眼，是因為他那雙眼睛。現在感覺卡夫卡那照片很合適了，他已經被充分解讀，他的眼睛裏傳遞著雨果、列夫·托爾斯泰所沒有的內容。川端的眼神似乎也類似，但不是驚懼，是神經兮兮。就是這雙眼睛，看到了駒子腳趾窩的幹淨；就是這雙眼睛，看到了近子胸脯上的黑痣；就是這雙眼睛，“視奸”（荒木經惟語）著“睡美人”；就是在這眼睛後麵的腦子裏，浮現出“山澗之底的清水”——在《十六歲日記》裏，“我”給生病的瞎眼祖父接尿，祖父痛得喊叫，但“我”發現“與這解手痛得窒息了的同時，尿壺底響起了山澗之底的清水的流音”。1993年，我在東京的日本近代文學館裏看到了川端的手跡，那字張牙舞爪的，好像《湖》中的桃井銀平猿猴般的腳，但這個腳是伸向“美”的。
其實中國人的思想本也該有這種張力的，莊子就曾“鼓盆而歌”。但是這一脈一直被邊緣化，成為主流的，始終是從《詩經》到屈原，到“唐詩”，到《紅樓樓》，到被闡釋了的魯迅，到“新時期”，以及現在“主旋律”和被主流青睞的作品。中國人的眼睛也隻注重這些，在這些眼睛裏，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正就是正，邪就是邪；潔就是潔，髒就是髒；貞就是貞，淫就是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