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居宣長，江戶時代的著名學者。他認為，“物哀”是物語的本質。他說：雖然高興、快樂、有趣、振奮之際都會有一種感動之情，詠歎之舉，“然而嘻然有趣之情，其動人不深；而悲愁、憂鬱、戀情之屬皆令人思心綿綿，感動至深。”
由事物引發的內心的感動，這沒什麼“日本特色”，中國也有（還真的有）。杜甫有詩：“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但是這“物哀”
的感動確實要落在“低沉的悲哀的情感”上。這沒道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怎麼獨獨要陷進“哀”裏？就說川端的生平，幼年少年也許處境不好，哀時居多；中年時，遇到戰爭，他躲進《源氏物語》裏，“書中自有顏如玉”，至少讀書人以讀書為樂，應該不至於“哀”吧？當然他是躲避進去的，內心也許畢竟有哀歎的。
那麼到了晚年，國家安定，經濟發展，社會文明，自己也功成名就了，還得了諾貝爾獎，應該愜意了吧，怎麼仍然“哀”，乃至自殺？
實在令人不解了。
當然也有一種說法，“物哀”並不能完全解釋成“悲哀”。久鬆潛一將“物哀”特質分為五大類：“一感動，二調和，三優美，四情趣，五哀感。而其最突出的是哀感。”但將調和、優美、情趣跟“哀”擺在一起，也已經看明白這優美、情趣是怎樣的，這調和又意味著什麼了。
《日本國語大辭典》在解釋“物哀”詞條時，還引用了這麼一個例子，是名歌人紀貫之《土佐日記》中的惜別故事。送別人唱：“人如鴨群列相送，別意依依願君留。”客人應：“舉棹探之難知底，感君情誼似海深。”當此互相作歌道別時，船夫卻不懂得這別情深趣，自己猛地喝幹酒，叫：“水漲了，風順了，要開船了！”這船夫就是不知美了。所以不知“美”，是因為他太理智。美就是非理性。
跟沒理性的人談理性，隻能是“雞同鴨講”了。
其實，文化也是沒有理由的，隻是一種習慣，頑固的習慣。要說文化源流，這就是吧。川端那雙睜得大大的眼睛，毋寧是盲眼，那是對世俗的視而不見，對肉眼所能見到的錦繡繁榮的視而不見。
那毋寧是對“哀”的沉湎了。在《古都》裏，千重子即便看到開得正盛的櫻花，也會想：“唉，平安神宮的紅色垂櫻正競相吐妍，我的心卻如此寂寞。”看到挺拔的樹，她會想：“我頂多就像生長在楓樹幹小洞裏的紫花地丁。哎呀，紫花地丁的花，不知不覺間也凋謝了。”這毋寧是在咀嚼“哀”，乃至陶醉。《雪國》裏的島村，“根性上”有著“內在的涼爽”，為什麼要去招惹身上迸發出“奔放的熱情”的駒子？以至於讓她遭受諸多折磨。因為川端需要這種“哀”，迷戀這種“哀”，所謂“美”，就是“哀”的風流賬。
我至今忘不了《雪國》裏“雪曬”的章節：“在雪中繅絲、織布，在雪水裏漂洗，在雪地上晾曬……”有些冗長，甚至遊離於情節之外。好的小說，經常有這種閑文字，像“龜兔賽跑”裏的兔子跑開睡覺。中國繪畫裏也有“留白”，但這不是“留白”，是“幽玄”。“幽玄”一詞，雖然最初是從中國典籍中摘出來的，但作為“美”的概念，意思不一樣了。“幽玄”意味的產生，來源於禪宗。禪宗認為世間萬物皆虛幻不實，於是“幽玄”講究境生象外，意在言外，引發欣賞對象的聯想和想象，傳達出豐富的思想。誰說日本人不講理性？“幽玄”就是“物哀”的理念化。可是這理性，卻是在“空洞”裏，一如川端的眼睛，在這個“空洞”的眼睛裏，有著更鮮明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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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久了，就必然生出殘酷來。於是就講究“忍戀”。瞧著赤條條的“睡美人”而不動，是一種“忍戀”；把女孩子的一隻胳膊拿回去愛（《一隻胳膊》），也是一種“忍戀”。山本常朝說：“戀的極致，就是‘忍戀’。”“忍戀”是一種虛無中的戀。戀一個人，在他活著時戀不算什麼，他死後仍然還戀，這就純粹了。這我們似乎也能理解。但是如果推到極端，戀就要死，那就不可思議了。日本人則是迷戀於這種戀的。日本語把殉情寫作“心中”，最初看到時，無論如何也不明白。問一個日本人，日本人拿個水筆，豎著寫了“心中”，然後讓我倒過來想想，原來是“忠”。殉情，隻有彼此“忠”才能做到，那是戀的最高境界了。在《水月》裏，京子的前夫死了，她瞞著眾人的眼睛，偷偷將前夫臥床不起期間時刻不肯離手的手鏡作為陪葬品，放在他身體的胸部。她想到前夫生前患的是肺病，手鏡會壓得他呼吸不順暢的，於是又將它挪到了腹部。這哪裏是陽世的愛？簡直是陰間的愛，京子的靈魂長久一直追隨著死去的丈夫。日本人把陽世視為“穢土”，把陰間視為“淨土”，不在乎“今世之生”，隻期望“來世之生”。這似乎是佛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