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農曆新年，孫玉蘭掏出攢了多年的壓歲錢，扯了新布做了襖，背上幾個饃就上路了。
搭上貨車，翻過秦嶺，再坐火車。從未出過遠門的她暈得嘔了一路，嘔出了血，見到心上人的時候，腿腫了，手腫了，臉也腫了。
彼時，一個嶄新的國家百廢待興，各行各業需要大量建設人才。組織上對連職軍官張富清說：湖北省恩施地區條件艱苦，急需幹部支援。
拿出地圖一看，那是湖北西部邊陲，張富清有過一時猶豫。他心裏惦記著部隊，又想離家近些，可是，麵對組織的召喚，他好像又回到軍令如山的戰場。
“國家把我培養出來，我這樣想著自己的事情，對得起黨和人民嗎？”“那麼多戰友犧牲了，要是他們活著，一定會好好建設我們的新中國。”
張富清作了選擇：“作為黨鍛煉培養的一名幹部，我應該堅決聽黨的話，不能和黨講價錢，黨叫我到哪裏去，就到哪裏去。哪裏艱苦，我就應該到哪裏去。”
孫玉蘭原以為，兩人在武漢逛一陣子，就要回陝西老家。誰知他說：組織上讓我去恩施，你同我去吧。
這一去，便是一輩子。
從武昌乘汽車，上輪船，到了巴東，再坐貨車……一路顛簸，到恩施報到後，張富清又一次響應號召，再連續坐車，到了更加偏遠的來鳳。
這是恩施最落後的山區。當一對風塵仆仆的新人打開宿舍房門，發現屋裏竟連床板都沒有。
所有家當就是兩人手頭的幾件行李——軍校時用過的一隻皮箱、一床鋪蓋，半路上買的一個臉盆，還有那隻人民代表團慰問的搪瓷缸。
孫玉蘭有些發蒙，張富清卻說：“這裏苦，這裏累，這裏條件差，共產黨員不來，哪個來啊！在戰場上死都沒有怕，我還能叫苦磨怕了？”
張富清不怕苦，可他受不得老百姓吃苦。來鳳的很多幹部都回憶說，無論在什麼崗位，他總是往最貧困的地方跑得最多，為困難群眾想得最多。
三胡區的糧食生產嚴重短缺。張富清到了三胡，每個月都在社員家蹲個20來天，“先把最貧困的人家生產搞起來，再把全隊帶起來”。
幹部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士氣很快上去了，三胡區當年就轉虧為盈，順利完成了為國家供糧、為百姓存糧的任務。
到卯洞公社任職，張富清又一頭紮進不通電不通水不通路的高洞。這是公社最偏遠的管理區，幾十裏地，山連著山，把村民與外界完全隔絕。
張富清暗想：“這是必須攻克的堡壘，要一邊領導社員生產，一邊發動群眾修路，從根本上解決村民吃飯和運輸公糧的問題。”
為了修進入高洞的路，張富清四處奔走、申請報批、借錢籌款、規劃勘測……
約5公裏長的路，有至少3公裏在懸崖上，隻能炸開打通。張富清不僅要籌措資金、協調物資，還要組織人手，發動群眾。
有的社員“思路不大通”，認為修路耽誤了生產。張富清就住到社員家的柴房，鋪點幹草席地而睡，幫著社員幹農活、做家務。
農閑時節，早上5點，張富清就爬起來，一邊忙活一邊交心。吃過早飯，他就舉個喇叭喊開了：“8點以前集合完畢，修路出力也記工分。”
上午11點和下午5點半，一天兩次，開山放炮，大家都要避險，回家吃飯。一來一回，要費不少時間。有時趕不及，張富清就往嘴裏塞幾個粑粑，灌幾口山泉水。
“他跑上跑下，五十多歲的人了，身體並不好，工作卻特別認真。”曾和張富清在卯洞公社共事的百福司鎮原黨委書記董香彩回憶。
一年到頭，不到臘月二十八，孫玉蘭很少能見到丈夫的身影。有的時候，惦記他沒得吃、沒得衣服，她就讓孩子們放了學給他送去。
一次，大兒子張建國背了兩件衣服、一罐辣椒上山了。10來歲的孩子走到天黑還沒趕到，隻得投宿在社員家中。第二天，等到天黑，父子倆才打個照麵。
老張是真忙啊！社員們看在眼裏，記在心裏：“這個從上麵派來的幹部，是真心為我們想啊！”
從抵製到觸動，從被動到主動，群眾在張富清帶領下肩挑背扛，終於用兩年左右時間，修通了第一條能走馬車、拖拉機的土路。
後來，張富清要調走的消息傳開了。臨走的那天，孫玉蘭一早醒來，發現屋子外麵站了好多人。原來，社員們趕了好遠的路，自發來送他了。
“他們守在門口，往我們手裏塞米粑粑，幫我們把行李搬上車，一直到車子開了，都沒有散。”回想當年的情景，孫玉蘭笑得很自豪。
將心比心，張富清把老百姓對黨和國家的期望，都化作默默灑下的汗水。
以心換心，群眾把對他的信賴與認可都包進了一隻隻粑粑，修進了一條條路。
如今，原卯洞公社所轄的二三十個村，已全部脫貧出列。當年張富清主持修建的道路，已拓寬硬化，變成康莊大道；高洞幾乎家家戶戶通了水泥路。
糧食局、三胡區、卯洞公社、外貿局、建設銀行……從轉業到離休，數十年如一日，張富清就像一塊磚，哪裏需要就往哪裏搬。在來鳳這片毫無關聯的窮鄉僻壤，留下了一個人民公仆任勞任怨的足跡。
曾任卯洞公社黨委副書記的田洪立記得，張富清家的餐桌上常常隻有青菜、蘿卜、油茶湯，比大多數社員的夥食都差。
可是，這個擁有“人民功臣”稱號的轉業軍人卻毫不在意。
他心裏隻裝著一個念頭：“黨教育培養我這麼多年，我能為人民做點有益的事情，黨群關係密切了，再苦也知足了。”
張富清完全有條件為自己的家庭謀取便利，可是他沒有。始終恪守“黨和人民的要求”，標注他共產黨人的精神境界
循著喧鬧的城中街道，來到一座五層小樓，順著台階上二樓，就是張富清老兩口的家。
走進客廳，一張磨損破皮的沙發、一個缺了角的茶幾和幾個不成套的櫃子拚湊在一起。進了廚房，幾隻小碗盛著鹹菜、米粥和饅頭，十分素淡。
這套潮濕老舊的房子是20世紀80年代，張富清在建設銀行工作時單位分配的。有人說這裏條件不好，他隻是淡淡一笑：“吃的住的已經很好了，沒得什麼要求了。”
比起過去，老兩口總是特別知足。
在卯洞公社時，他們住在一座年久失修的廟裏，一大一小兩間，20多平方米，3張床擠了兩個大人、4個小孩。一家人除了幾個木頭做的盒子和幾床棉被外，什麼家當也沒有。
“他家的窗戶很小、又高，屋裏不通風，光線暗淡。他那時候分管機關，完全有條件給自己安排好一點。”董香彩回憶，“張富清的大女兒患有腦膜炎，因當年未能及時救治留下後遺症，這麼多年來看病花錢，他從來不找組織特殊照顧。”
“不能給組織添麻煩。”這是張富清給全家立下的規矩。
20世紀60年代，國家正是困難時期，全麵精減人員。擔任三胡區副區長的張富清動員妻子從供銷社“下崗”。
孫玉蘭不服氣：“我又沒差款，又沒違規，憑什麼要我下來？”“你不下來我怎麼搞工作？”一向溫和的張富清臉一板：“這是國家政策，首先要從我自己腦殼開刀，你先下來，我才可以動員別個。”
張富清有看報的習慣，這是他了解時事的途徑
孫玉蘭下崗後，隻能去縫紉社幫工，一件小衣服賺個幾分錢。手藝熟練了，就開始做便衣，一件衣服幾角錢，上麵要盤好幾個布扣。
回家做完功課，孩子們都要幫媽媽盤布扣。到了後來，兩個兒子穿針引線的功夫都毫不含糊。
有人替孫玉蘭不平：他讓你下來，你就下來，不和他吵？
“這個事情不是吵架的事情，他給你講，這是政策問題，他把道理說明白，就不吵。”
那些年，張富清每月的工資，很難維持一家人的生計。除了患病的大女兒，其他三個孩子下了學就去揀煤塊、拾柴火、背石頭、打辣椒。
“衣服總是補了又補，腳上的解放鞋被腳趾頂破，就用草裹住捆在腳麵上。”小兒子張健全記憶猶新。
相濡以沫，她理解他。可是，孩子有過“想不通”。
大兒子張建國高中畢業，聽說恩施城裏有招工指標，很想去。張富清管著這項工作，不但對兒子封鎖信息，還要求他響應國家號召，下放到卯洞公社的萬畝林場。
荒山野嶺，連間房子都沒有，兩年的時光，張建國咬牙挺著，不和父親叫苦。
小兒子張健全記得，小時候，父親長年下鄉，母親身體不好、常常暈倒，幾個孩子不知所措，隻能守在床邊哭……
張富清四個子女，患病的大女兒至今未婚，與老兩口相依為命；小女兒是衛生院普通職工；兩個兒子從基層教師幹起，一步步成長為縣裏的幹部。
子女們沒有一個在父親曾經的單位上班，也沒有一個依靠父親的關係找過工作。孫子輩現在大多在做臨時工，一個孫媳婦剛剛入職距縣城幾十公裏的農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