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已經坐在機場裏等待飛往悉尼的飛機。時間提早了很多。這個城市也是一樣，什麼都需要提前預訂，我們因為預訂得太晚，合適時間去機場的班車已經沒有座位。我已在博客貼了一則短文：在這個國家當不成“差不多先生”。是啊，這個國家，從酒店到機場一路仿佛都在花園和幻景之中，你甚至不忍閉目養神，坐火車、汽車去哪兒都是這樣：眩目得讓你精疲力竭，我已在“體製和晦暗”中生活太久了，我可憐的已經四十多歲的眼睛這些天惡補得太厲害。
機場也是很簡樸，人並不是很多，這裏的安靜使人很難相信這個50萬人的城市一年能接待500萬的訪客。早到也有好處，你可以看停機坪上鮮豔無比的飛機。豔麗是這個國家的色彩。看過幾個免費博物館，它的曆史太短了，又沒有戰爭、大災難、強人統治，因此真不知道黑暗和恐懼是怎麼回事，倒是晚間的電視常播靈異和恐怖片，哈，生活中大概隻剩下對“恐怖的想象”了，時不時刺激一下過度安逸的神經。
那些過度“傻乎乎”快樂的澳洲人，他們隨時準備對你露出燦爛的笑容，這樣的笑容有時也會令我羞愧，我怎麼就沒辦法習慣性地笑起來呢？那天參加珍妮家孩子的生日派對，珍妮的先生在我拍照時還對我做了一個嘴角上揚的手勢，可能他不願有人拍出來的照片也那麼愁苦吧。他當然很難理解一個中國中年人複雜的心事，無從知曉“苦命文化”對一個人麵貌的形塑。他已經長成這樣了，哪裏是一個月澳洲陽光所能改變？連連來澳洲已經五年多了，他的朋友梯姆說初見之時，以為連連的臉是一張苦難的木偶，就是現在連連差不多還是這樣，如果你不刻意微笑、你獨自一個人，你的臉是不是輕而易舉地就把你的內心完全敞亮了？
卡夫卡曾說，我害怕受的罪不夠，害怕對不起自己的苦難。一個稍有良知的中國人，麵對這五六十年曆史中哪一個災難能夠不淚水漣漣？我已經活到四十多歲，我知道很多不幸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昭雪的一天，現在我經常會想起這些事，經常要流淚，為自己的民族，為被邪惡居心所刻意掩藏的血跡，為無數像我一樣不服從卻極其無奈的軟弱者。
現在我正坐在悉尼所住酒店樓下的路旁等著女兒。下午五點左右，正是這裏下班的時間，又是周末，路上都是行色匆匆回家的人。我想到那天參加從墨爾本到“海難海岸”十二門徒石的一日遊，一部車20個人來自不同的9個國家，當導遊一一報出國家名字時，“China”這個音節，第一次給我特別異樣的感覺，不僅是苦澀，甚至還混雜著一絲的羞愧。美國、韓國、加拿大、新加坡、丹麥、澳大利亞、法國、英國，“中國”無論怎麼和他們排列，在那一瞬間在我看來，都是一個異數、一個例外。尤其是當你置身於異邦時，這種感覺真的突顯得令你驚訝，“我來自一個沉默的國家……我心中升起思想致命的撞擊”。
我身旁就是酒吧，很多澳大利亞人已開始慶祝自己的周末，路旁不時有人擁抱告別，也有戀人相擁親吻。再過去一點就是悉尼的中央車站，環城火車、短途火車和長途火車把人們帶到各自的目的地，火車站的門口有一排的塑像，標題是“國家英雄”，前幾個世紀的各種開拓者。一個老先生過來向我微笑一下，和我一起坐，他一邊抽煙一邊看著街景。看他有60多歲的樣子，還穿著製服，顯然也是剛下班。這裏的老人個個看上去都慈祥、有尊嚴和風度，當然還有快樂的笑容，他們一到六十歲便人人享有每周280澳幣的退休金、免費醫療和數不清的各種優惠折扣，他們是真正幸福的安享生活的人。
老人不會有心情看一個中國人塗塗劃劃寫些什麼，抽完煙就走了。我也聽不懂周圍的人都說些什麼。這二十多天，大概是我“聽”得少、說得更少，看得多、想象得更多的生命中特殊的“空檔”，我不斷地冒犯生命的經驗，我得到了很多滿足——一場夢而已。
為了不影響人家酒吧做生意，我走到街對麵坐在一個生卒年齡是“1565-1615”英雄雕像下。他是一個西班牙人，後來到了澳大利亞。這會兒身旁則是一家街頭小花店，在悉尼這樣的街頭花店隨處可見，情人節那天我看到一束玫瑰的賣價是一百澳元，相當於人民幣六百多，表達愛意真的很貴。今天則便宜多了，不到澳幣十元，沒辦法生意經就是要這樣念。
隨處看過去，總有一個胖得令你“猝不及防”的胖友在挪動，胖友幾乎也是悉尼的風景。我和連連說，澳大利亞實在沒有什麼太值得憂慮的問題，肥胖應該算是一個。坐火車時經常會擔心“胖兄胖嫂”把座位擠爆。不良的美式飲食、無憂慮的生活、人種的某些“優勢”，澳大利亞的這個麻煩還真不算小。有時在街頭忍不住想拍幾張胖友的“雅照”，連連說千萬別拍，會“挨打”，我才忍住了。唉，大概看到這麼多的胖子，我也獲得了某種心理平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