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等著女兒，一邊信筆胡說。明天就要返回，我享受著無目的瀏覽，中央車站西麵這個出口處始終人頭湧動，我想起龐德的那句詩，“人群中這些臉龐的隱現/濕漉漉、黑黝黝的樹枝上的花瓣”。在澳大利亞陽光太熱烈了，又時值夏末，這樣的詩句無論怎麼都沒辦法從任何一個龐德的口中跳出。“生命躁動如此，你別錯過自己的良夜”，但是熱烈的生命往往也失之於膚淺和單調，每一種文化都孕育自己的文明之花。
哈哈，女兒終於也從這個西麵的出站口湧現，看得出她遲疑，她並不知道我們住的具體的酒店。後來她說之所以延遲，是因為放學後先乘公交車再乘火車回“家”換下校服，然後再乘火車感到我們這兒。就因為在澳大利亞從來沒有人穿著校服到店裏吃飯，這是一種你必須遵從的文化。這下我才想起這些天在餐館吃飯時從未看見少年兒童穿著校服的。昨天女兒遲到時，我們心裏還怪罪她的“神經”，為什麼不直接而是回“家”後再來呢？
時常總有朋友知道我把女兒送到澳大利亞讀書，脫口就問：“你舍得嗎？”細數起來同樣的表達總有十多位了吧。人生總是一條單行道，你總會有特別困難的選擇，其實我最舍不得的是讓孩子早早來到了這個世界上受苦，生養孩子對很多中國人而言，並不是一件輕易就能麵對的事。而在我，成為一個父親之後，有很多想法不斷地在我心中加強，無論遇到什麼情形，我總是會回到對孩子的愛、責任和寬容，這是我一輩子要給予她的，也是欠她的。
現在這個十七歲的少年半年不見之後讓我有些異樣感、陌生感，大概幾天前她平生中第一次燙了頭發，這使她看上去長大了很多，她也希望我們能把她看作是“大人”，不再用對待小孩子的方式對待她。以前她初三的老師就問過“她是不是特別逆反”，這是那位物理老師對一個喜歡直言、性格獨立的青春期少年的看法，“逆反”這個詞在誤用或濫用之後成為了很多中學教師喜歡用的一個標簽。不過我知道即使作為父母要和這個年齡的孩子相處也並非易事。他們最願意用責問、批判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有時，也許他們懷著最多敵意的人就是父母和老師了，受孩子和學生傷害便成了父母和教師的宿命。錢理群先生曾談過這個問題，我也能理解。無論以什麼樣的理念養育孩子，也都包含著它的風險。
“為人父母”其實也是一種自我成長，沒有什麼道理能夠一成不變，沒有一位父母能夠放棄自我教育，拒絕和孩子共同成長。
澳大利亞的酒店與中國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的“標房”大都是“家庭房”，除了一張大床外，還有一張或兩張的小孩床，這也說明父母帶著孩子外出旅遊是一種常態，把孩子放在家裏交給祖父母或保姆，夫妻自己出去旅遊倒是一種“變態”了。
不過這個晚上我們倒也沒有多少要給予孩子的“臨別贈言”，因為日常的交談都在網絡和電話中進行著，見到孩子、和她在一起才是更為重要的。我曾和餘岱宗說過與之相關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中國的父母與孩子在一起的時候，“教育的意識”太強，時常不是慈祥、憐愛、珍惜，而是規訓、教育、斥責，餘岱宗說那是因為中國的父母太擔心現在不教育好，長大之後孩子要吃虧了。因此，在這樣的親子關係中，兒童自由而有尊嚴成長的權利往往也被剝奪了。
也許，隻有我們“不寄希望”“不問目的”地愛著那個人，我們才真正能夠理解他、欣賞他、深愛著他。
哈，也許吧。這樣的表達本身也可能是一種“修辭方式”，我們太多對“未來”的冀望，所以現在的快樂都不重要，就像張愛玲說的那樣，我們就是快樂也不痛快。
夜裏我一直很難入眠。洗過澡又獨自下樓到街邊坐著，酒吧已經不那麼喧鬧了，中央車站的入口處一群青年人正在大聲喊叫，這個夜晚還沒結束呢。人行道上都是高大的響鈴木，這一個月不到我已看到它們的葉子從翠綠變成邊緣焦黃，依舊在路燈下婆娑。剛才我在關了燈的房間也看到窗戶上它們的影子，我就想我應該努力創造給自己看世界的機會，趁著生命還沒有一日又一日地失去對新奇的感受力。
比如有一次，宋琳對我說他最喜歡的除了巴黎就是布拉格，冬天站在橋上看著河兩岸靜穆的建築，也許你就能更理解卡夫卡一點。這句話對他而言是微妙的體驗，在我這兒則成了一種“知識”。又比如，他曾經告訴我，在法國，那些農田看上去完全是園藝，生計已經變成了藝術的閑心。後來我一次又一次努力從環法自行車賽的鄉村畫麵中尋找那快速映現的一瞬，在澳大利亞飛機起飛後不久，你都可以透過窗看到大地上的“牧場藝術”，有些牧場還是巨大的樹木構成的圖形，仿佛專門為“高處”的人們準備的。那天從“海難海岸”看過十二門徒石返回時，走的是穿過牧場的公路，我的頭一路左右晃動，兩邊的景致，我都不想錯過啊。